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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证据无中生有 周恩来为人刻薄 整人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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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周恩来

满天阴霾,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调回军事委员会,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由何长工接任,其余的职务,也分别有人接任。交卸手续完毕后,我便回到瑞金军事委员会。

第二天,项英偕我到俄顾问李德自己个人的办公处,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来和朱德已先到,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李德指着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问我南面前线的情况(有翻译员传话),我详细的告诉他。他再问我:“(一)前线的碉堡线构筑为什么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二)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袭击,为什么事前没有准备?”我告诉他:“前线的堡垒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农忙时期,动员民工比较困难,我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敌军袭击事,该地与我司令部相隔百里,并无电话网架设,全靠徒步通讯,事前我曾到该团巡视,事后也曾亲往处置,粤军系先以武装便衣化装小贩,潜入龙布墟,然后内外夹攻,致该团处于混乱状态,损失步枪五十余支。这次事件固然是该团警戒疏忽,但在敌我双方对峙中,相互的军事袭击,亦是常事”。李德听了我的答覆,点点头,似乎表示满意。

但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立即站起来以严肃的口吻向我说:“龚楚同志!你阶级意识一向模糊,在此革命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农民要收成,赶着收稻、种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没有构筑这条堡垒线的重要。你只顾及单纯的农民利益,忽视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错误之一。守龙布墟的独立第六团被袭击,是由于阶级警觉性不够,事前疏于防范,致被敌人化装潜入,内外夹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你的错误之二。你以前在广西工作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走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现在又对农民政策没有彻底的认识,保持着狭隘的农民保守观念,动摇了同志们的意志,这是你的阶级意识薄弱所致,这是你的错误之三;根据你上述的三个错误,党中央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一年,并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希望你能彻底转变”。

他说完之后,大家不说话,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钟过去,李德才打破僵局,带着笑容对我叽哩咕噜说了一通。翻译员告诉我:“李顾问说你是党的老同志,知道你过去很努力,将来对革命贡献时间正长,特请你在这里吃顿午饭”。

不久,特务员端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四大盘鱼及青菜。大家围拢着欢欢喜喜的吃着谈着,彷佛刚才的事像一个噩梦似的过去了。这个场合我本是非常尴尬的;这些党的高级同志,只知坐在家里及上层机关中谈革命,只知盲目地听从苏联的命令,没有了解中国农村经济情形,将来不仅要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断送中国革命,我心里不觉隐伏着无限的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没有尴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约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要我提高阶级觉悟,并好好的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特别是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我听了,默不作声,餐后,便回到军委会去。

中共中央,像是郑重其事的来转变我的思想;在一个黑暗的晚上,在红军总部会场召开一个规模甚大的思想斗争会,同时被斗争的,还有被撤了职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瑞金的党政军上级干部近百人也全来参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我知道,这一次思想斗争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向我们两个人进行思想斗争,希望转变我们的思想,同时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级干部,然而,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

会议开始时,由周恩来宣布:“龚楚、孔荷宠两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是革命的老干部。党为了要教育他们,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猛烈斗争火力之下,再成为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现在先由龚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完话时,整个会场静寂下来。我在这场合中,既不愿昧着良心,对自己的灵魂作残酷的凌辱,承认自己确有着一些内心并不同意的“错误”;同时,又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牺牲生命的危险。这时内心异常痛苦!如何突破这一个难关?我考虑之后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大意是:

“一、我在广西右江工作,没有彻底执行党的政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点,我是承认的。我犯这一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迁就当地社会环境,以致执行党的政策发生错误!

二、我在粤赣军区司令员任内,我认为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线辽阔,兵力单薄,且所指挥的多数是地方部队,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团的被袭击,遭受损失,我自然应负其咎。对于堡垒线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顾虑到农民的生活和不影响农村生产所致,党对我的批评确是事实,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了群众困难的实际问题。关于农民政策,我的意见已在干部会议上详细陈述,至今我仍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绝无半点自私观念存在其间。党开除了我的党籍,这是在我革命过程中的最大耻辱。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背叛革命的行为,而是对中国革命现阶段政策见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说完后,便坐下来等候同志们的“批评”。

在静静的角落里,一个人站了起来,他便是黄苏,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

“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这段话的最后一段,完全是无中生有,使我听了忍无可忍。因为我与我的妻子结婚,是在广西南宁国民政府下工作的时候。当时得到党内同志如贺昌和邓小平的协助,他们还参加了我的婚礼。这一千元代价娶老婆的话真是从何说起?于是,我立即据实提出答辩。中共高级同志贺昌亦即席提出证明,总算是渡过这一难关。

孔荷宠是个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在会议中遭受了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尴尬!最后由周恩来作总结,指出:“龚楚同志,对他的错误仍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去自我检讨;孔荷宠同志,头脑顽固,更须他自己切实的去纠正”。

孔荷宠在这次斗争会中,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脱离了中共的牢笼。

斗争会后,我与黄苏又在项英家里碰面,恰巧邓小平也在座。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这番话真令我太寒心了!原来他为了争取党对他的信任,表现他有无产阶级不徇情的优良品质,不惜以道听途说之词来斗争我!假如没有党中央强有力的同志声援,我在斗争会上怎样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无产阶级优秀干部!真使我有无限的感慨!

红军大学是训练上级军事干部的最高学府,开办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县西十华里的松林内,依着小冈用木板建成了十余座课堂、宿舍和校本部。辟有两个广阔的操场,并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

学员区分为上级干部训练队,高级军事研究班,及参谋人员训练班三个部门。上级干部训练队有四百八十个学员,由红军中曾任连长以上的青年军事干部抽调受训。并将红军学校上级干部训练队并入红军大学:共分编为四个中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正规红军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提高红军的战术修养,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高级研究班是抽调红军中师长以上的军事干部及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员的政治干部,以研究战术战略和大兵团作战指挥,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为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参谋班就是红军中的中级干部,遴选其文化水准稍高者调训,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反第四次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但仍参加高级班上课学习。校内行政由事务人员负责。这种只重学习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风,是红军大学的特点。

高级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国军工兵营营长。参加对苏区四次围剿时在黄陂作战被俘。他的学识很好,他虽然在国军中地位低微,红军反而将他重用。这一来,他很乐意将他全部的学识教授出来。教官有陈时骥(国军师长)及另一国军郭旅长,俄顾问李德亦为教官之一,担任兵团战术及研究战略的指导。

高级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兵团战术、诸兵种联合战斗指挥、战略研究、战史研究、筑城学、兵器学、参谋业务……等。教育的实施方法,是尽量采用现地战术作业,与图上作业。每天除了清晨运动外,有六小时正课,其余的时间之阅读军事政治书籍,自我学习。每星期六在大礼堂开晚会,有红军总政治部剧社演出话剧及各种娱乐节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级党政军干部,常来参加。

我们的给养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两猪肉或六两鱼肉。平日的菜蔬也很丰富,比较红军士兵要好上几倍。我们于入校后,每人发一套灰斜列宁装军衣,两套白布内衣,尚有麻草鞋和布袜,这些,都是红军士兵所没有的。高级班学员中,有孔荷宠、彭雪枫和我三人,每月能领十元大洋的营养补养费。因为我们过去曾为革命流过多次血,身体健康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在我到苏区以后就开始按月发给,其他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因为没有负过伤,也就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了。

在红大受训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本班党支部书记彭雪枫通知我:“奉到党中央的通知,你已经恢复了党籍。请你今晚参加党支部会议”。我听了非常骇异!我不是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一年吗?现在仅只两个月,又是在学习期间,并无工作表现,为什么这么快便恢复了党籍?孔荷宠同志在我之前开除党籍一年,期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为警惕与喜悦的心情所包围,警惕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难应付,必须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满意”。喜悦的是“在开除党籍阶段,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党籍既恢复,生命暂时有了保障,心情逐渐安定下来”。

后来,我从一个中央高级同志那儿,得到关于我恢复党籍的原因。原来我被开除党籍,完全是周恩来所主张的,当时情势颇为紧张,且有杀头的危险。时值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及组织部长张闻天,因赴宁都调整第五军团人事未返(第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在那次被撤职开除党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亦被撤职处分),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待秦邦宪、张闻天回来,知道了开除我的党籍,认为周恩来处置失当,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开除一个有长远斗争历史的高级同志。但事情已经发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过了一个短时期,再在中央会议提出讨论,恢复了我的党籍。这种业经开除党籍一年,而能在两个月内恢复的事情,在共产党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高级研究班便提前毕业。在红军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所有高级干部都到场观礼。毛泽东、朱德均致训词。高级班同学推举我致答词,由校长周昆同志发给我们一白布(三平方寸)的毕业文凭(他自己也领了一份),会后叙餐,情形颇为热烈。

毕业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高级班学员,到总司令部训话。大意是“在此革命斗争的严重环境中,各位能得到几个月的学习时间,这是极可宝贵的事,在这一学习阶段中,据我所知,多数同志均能努力学习,在军事的修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仍有个别的同志,游击思想仍极浓厚,政治的觉悟还不够。希望你们自加警惕,迅速转变,否则革命的纪律是不能放松的。现在,各位既已毕业,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岗位,今后务须加倍努力,庶不负党对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语调,使我们一班同学都感到不安。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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