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周一抗议”的诉求包括言论自由等其他人权
撼动共产党政权的示威：1989年东德垮台导火索
1989年10月9日，游行民众经过人见人怕的秘密警察总部，成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运动的转折点
1989年，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怎样组织、发动支持者？
虽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对共产党统治忍无可忍的东德人还是涌上街头。
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星期一抗议”的组织者之一海顿豪尔（Katrin Hattenhauer）回忆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不准安。就算有，他们也会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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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那天的烛光示威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天，70000人鼓起勇气涌入市中心，第一次敢于在人见人怕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总部外游行。
示威者高呼口号，“我们是人民”，“自由选举”、“不要暴力”。大约6000名武装警察和便衣斯塔西部署在街边、小巷。寡不敌众，他们没有出手。
共产党宣传对民众言行的控制被打破了。仅仅一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事态的突然巨变令东德人和西德人同样吃惊。
莱比锡“周一抗议”的诉求包括言论自由等其他人权
民怨民愤
此前一段时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早已存在普遍的民怨、民愤。1989年，这种不满情绪迅速飙升。
尽管非法，难以计数的东德人还是会偷看资本主义西德五颜六色的电视节目。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富有、供应丰富，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及。环顾身边，东德破破烂烂、管控严格、商店货架动辄空荡荡。
异见者受斯塔西监视、骚扰，就连人们读书、就业的选择也经常会受到制约。
77岁的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改革。与此同时，邻居波兰、匈牙利都在向民主转型。
“老大哥”苏联的领导人是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鼓励，他推出“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迫使苏联人直面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误。
“戈比”、“戈比”成为迫切盼望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开放的东德人经常高呼的口号。
1989年夏天，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给迫切希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辟了一条通道。由于没有去其它国家旅行的可能，传统上东德人大多会去匈牙利度假。
大逃亡的东德人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与此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东德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德大使馆寻求避难。许多家庭破裂、亲人散居各地。
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前往东柏林参加东德40周年国庆，敦促昂纳克改革。他说，“迟到者总会受惩罚。”
东德政府宣称，他们让东德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建设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人会有稳定的工作、廉价的住房和公费医疗。
1989年6月，莱比锡街头活动组织者被逮捕
忍无可忍
莱比锡圣尼古拉新教教堂，连续几年，牧师旺内伯格（Christoph Wonneberger）每周一的例行祷告会成为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
1980年代，欧洲连续爆发反对部署核导弹的抗议示威，美国在西欧的导弹基地成为最大的抗议目标。但是，昂纳克也默许东德和平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部署核武器。
当时20岁的海顿豪尔说，“莱比锡人都知道，圣尼古拉教堂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知道斯塔西也在教堂内，但是我们的活动没有被禁止，因为那被看作和平祈祷，而不是抗议。”
“人们越来越团结、心齐，夏季（东德人）的大逃亡对我们帮助很大。许多人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庭成员，万念俱灰，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分享经历，决定未来怎样生活下去。”海顿豪尔告诉BBC。
9月4日的莱比锡国际节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西方记者获准进入莱比锡。
海顿豪尔和其它异见人士决定改变9月4日祈祷会的计划，“我们必须带人走出教堂，必须让外界看到，赋予我们的运动一个清晰的形象。”
他们走出教堂，打开横幅。横幅上印有“自由集会”、“争取人民自由、国家开放”等字样。立刻，斯塔西就冲上来夺走了横幅。至关重要的是，东德政权的残暴压制被西德电视台录了个正着。
海顿豪尔说，通过那些画面，东德人“可以认清政府有关我们的谎言，我们不是反革命罪犯。”
前异见人士施瓦贝（Uwe Schwabe）告诉BBC，“东德人快要忍无可忍了，永远生活在谎言、宣传中。事实是，莱比锡污染非常严重，空气质量糟糕透顶，臭气熏天。”莱比锡主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褐煤矿。
圣尼古拉教堂外举行活动，纪念30年前的大规模抗议示威
进入1989年10月，东德已经有多家不同的反对派组织，前异见人士瓦尔瑟尔（Kathrin Mahler Walther）介绍说，旺内伯格牧师是关键的协调人。
“许多人认识到，在东德，他们不能成为自由的记者或者律师。所以选择研究神学，以此摆脱国家的控制。教会中有不少政府的批评者。”
但是施瓦贝还说，在莱比锡新教教会中，牧师活动人士并不多，50人中只有6个，天主教会选择避免接触活动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