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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面对“八国联军”清军为何兵败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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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内,尸如山积,灯市口、勾栏胡同、大栅栏、珠宝市等处,被害尤甚”。“市区内属于7个外国传教士机构的34所住宅、18座教堂、12所男童学校、11所女童学校、4所职业训练学校、11个药房和7家医院,均被义和团摧毁。英国外交官在西山造价高昂的新别墅以及属于教会的33个产业被焚毁殆尽”。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对峙(公共领域)

190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英、美、法、德、意、日、奥、俄,八国联军,在极短时间内,打进清朝的首都——北京。清政府最终不得不跟八国,另加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共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等。

如何看待这件大事?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的武器不如人家先进,所以失败。

这个说法不成立。当时,清军武器装备不比八国联军差。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都配备了洋枪洋炮。

以聂士成统帅的武毅军为例。武毅军战斗人员16,200人。步兵装备德国造毛瑟11毫米口径单发步枪,德国造11毫米口径连发毛瑟步枪,共计10,000支。7·9毫米口径毛瑟步枪2100支。骑兵装备奥地利产8毫米口径曼利夏连发骑枪1400支。军官装备6发转轮左轮手枪。炮兵装备75毫米克虏伯大炮16门,60毫米后装炮32门,57毫米速射炮32门。

下面是一张联军在天津缴获的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36门克虏伯大炮,口径87毫米,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60门克虏伯大炮,口径70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

42门大炮,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

10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

20门小口径速射机关炮;

3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3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英国公使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这份报告单是一位意大利军官编制(不包括该武器库中储存的巨大数量的军用物资)。关于这份报告单的惊人事实,在于那些新型大炮和来福枪。有人告诉我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更新式;那些克鲁伯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更新式。”

8月4日,八国联军1万6000多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击溃10多万装备精良的清军加义和团,14日,攻入北京。

8月15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一路往北,再往西,逃了2000多公里,最后,逃到西安。

为什么清军武器装备并不比人家差却兵败如山倒?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变法与盲目排外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前两年,北京发生另一件大事——戊戌变法。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遇到西方文明的强劲挑战。中国一次又一次战败、割地赔款,促使有识之士不断思考应对之策。

最早思考的结果,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思夷长技以制夷”,即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抵抗西方列强入侵。之后发生的洋务运动,建兵工厂,从国外引进先进武器等,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认为,“师夷长技”还不够,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于是,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念引进中国。再往后,有人提出必须变法图强。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但是,当改革触及到最核心问题——最高权力时,触礁了。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多年,光绪皇帝想通过变法,把最高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回来。这下犯了大忌。慈禧一怒之下,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捕杀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持续103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改革嘎然而止。

此后,慈禧太后一直在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思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都是洋人的错。洋枪、洋炮、洋思想、洋改革,改来改去,竟改到自己头上了;必须与西方彻底“脱钩”,闭关锁国。

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英、美、法、德、意、日、奥、俄、西、比、荷11国宣战;鼓励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在当时西方国家迅猛发展、中国已严重落后的情况下,清朝惟变法可图强,惟开放可取众家之所长而自强。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极端保守派,既反对变法,又拒绝开放,以保住最高权为首要目的,对列强采取了最愚蠢也是最极端的行动。

这些行动与天理人心背道而驰,招致列强强烈反对。

逆天而行,清王朝纵有洋枪洋炮,也枉然。

第二,宗教信仰自由与灭洋教。

在西方,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大事,比如,美国,宗教信仰自由是立国之本。教会、教堂、神职人士,都是受到特别保护的。信仰宗教的人,都信神。信神的人都相信,人是神造的,神主宰天地万物。

慈禧太后排外,找到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洋教;排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灭洋教。灭洋教的方式,就是鼓励毁教堂、杀传教士等,全国各地大小教案接连不断。

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国政府多次发照会,请求清政府信守它签订的国际条约中的传教保护条款,制止仇杀基督教人士和毁灭教堂等。但是,所有外交努力,均告失败。

1900年7月9日的“太原教案”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当天,山西巡抚毓贤杀了33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传教士遇害后,他们的衣服、戒指、怀表被掠走,头颅被悬挂在城门示众。曝尸一天后,中国教民将被“剖心弃尸”的外国传教士秘密埋葬;5天后,200名教民被处死。

一个浸信会信徒目睹了巡抚衙门杀人的全过程。他写道:“首先被带上来的是英国浸信会传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抓住他。Mr Farthing轻轻推开妻子,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来,一言未发。刽子手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紧接着被杀害的是Hoddle先生、Beynon先生、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们的头颅都是被刽子手一刀斩断的。巡抚毓贤这时候显得不耐烦了,嫌杀人速度太慢。他让他的卫队协助去砍杀其余的人;他的卫士个个佩带长柄的重剑。接下来被杀害的3个传教士是Stokes先生,Simpson先生和Whitehouse先生。Whitehouse先生被一刀斩首,但是前两个受难者被剁了好几刀,人头才滚落地。杀完新教男性传教士之后,妇女被带上来。Farthing夫人手拉着3个孩子,孩子们紧紧依偎着母亲。刽子手挥刀砍下母亲的头颅后,孩子们也被一一砍头。”

华北的直隶、山西、内蒙,以及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的屠杀事件。

据教会方面统计,1900年夏,2万多名中国教徒被杀,241名外国人被杀。利玛窦等对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传教士及其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被刨坟掘墓,锉骨扬灰。

清政府疯狂杀传教士或基督徒,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不斩来使”与围攻外国公使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说法。这个说法源于春秋时期宋国的华元作为使者,只身前往楚军军营谈判,要求楚军撤围宋国都城,两国停战,华元作为人质留在楚国,这一规则逐渐演变为“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慈禧太后排外,找到的第二个重要对象是外国公使馆人员;排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令军队和义和团攻打外国公使馆。

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害。“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盖山彬实受支解之刑矣”。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途中被清军击毙,悬首于东安门”

6月20日,清军开始围攻外国公使馆,到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持续55天。大部分外国公使馆被焚毁;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国人,纷纷躲到建筑坚固、能容纳近千人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和义和团的猛烈攻击下,英公使馆内,71人遇难,数百人受伤。

英国公使馆久攻不下,清军和义和团想到了火攻。6月23日傍晚,他们纵火焚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与翰林院一墙之隔的英国使馆。这把大火,不仅将翰林院辉煌的建筑焚毁,而且将数万卷古籍善本化为灰烬。

斩来使,攻使馆,杀外国侨民,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第四,中央“宣战”与地方“中立”。

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清朝统治阶层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前者以极端守旧势力为主,后者以比较了解洋务的地方实力派为主。

戊戌变法失败后,围绕在慈禧身边的极端守旧派,天天跟慈禧说洋人的坏话。洋人支持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让慈禧恨洋人恨得咬牙切齿。1900年6月16日深夜,有人将一份伪造的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皇帝的照会送给慈禧,把慈禧气得七窍生烟。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下令向11国宣战。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以有人“矫诏、乱命”为由,拒绝执行对列强宣战的命令,发起著名的“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6月26日,《东南互保条约》在上海签订。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先后参加了“互保”。

这是清末地方实力派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这一事件使八国联军进北京没了后顾之忧。

第五,清朝最高统治者利用义和团制造了一场大灾难

首先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1899年1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天抢劫3个村庄,是一个地地道道打家劫舍的土匪。

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在河北省涞水县高洛村大开杀戒。该村34户人家信奉天主教。义和团趁信徒下午在教堂望弥撒时闯进去,将一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34户人家140多人无一幸免。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最初是镇压。经过一番权衡后,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为她排外的目的服务。

6月7日,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勤王”。

上有慈禧撑腰,义和团在京城内外开始疯狂祸乱。

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义和团斩首示众。工部尚书陈学棻到衙门上班,一伙义和团吵吵嚷嚷而至。陈尚书责备他们“无状”,“匪怒以刀砍之”,既而开枪扫射,陈尚书和其他3名官员倒在血泊中,当场毙命。付都统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因私怨遭义和团下毒手,一家老小13口被活活折磨至死。

当时义和团流行的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就是他们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自供状。据时人记载:“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矣,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毁折,无人敢救”。

“崇文门内,尸如山积,灯市口、勾栏胡同、大栅栏、珠宝市等处,被害尤甚”。“市区内属于7个外国传教士机构的34所住宅、18座教堂、12所男童学校、11所女童学校、4所职业训练学校、11个药房和7家医院,均被义和团摧毁。英国外交官在西山造价高昂的新别墅以及属于教会的33个产业被焚毁殆尽”。

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门外大栅栏焚烧“老德讯”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把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烧成废墟。1000多家巨商大铺、7000多个民宅被化为灰烬;正阳门城楼也被烧塌。京师24家铸银厂全部被焚毁。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很快就平息了义和团制造的骚乱。

清军兵败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清朝最高统治者盲目仇外、排外的决策,是清军惨败最重要的内因。

宗教信仰自由,是治国安邦之本。无论东方西方,所有正教正信,都是信神的。迫害乃至杀害信神敬神的人,必遭人责天谴。

清廷纵容义和团、清兵、地方官员滥杀传教士、基督徒,包括妇女儿童,违背天理人心,岂能不败?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警醒后世中国当政者:逆天而行,小则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大则可能有亡国之祸。

注释:

英国公使Sir Claude MacDonald写给英国政府的报告。

晚清权臣景善:《景善日记》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景善日记》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王树增:《1901》

清史专家高阳:《慈禧全传》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胡思敬:《驴背记》

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

柴萼:《庚辛纪事》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常青:《话说1900年:北京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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