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北京宣布中共驻港最高官员换帅。并无港澳工作经验的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接替为官生涯中大部分与香港有关的王志民，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主任。
英国的《金融时报》说，“骆惠宁的任命标志着首次任何没有香港直接经验的人都可以被任命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职位。”
香港的《南华早报》说，他是“首位有着丰富地方事务经验的官员”担任这一职位。
但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说，其实中共任命骆惠宁的这种做法并非首例。早在36年前中共就任命了完全没有香港直接经验、地方事务经验丰富的中共官员担任驻港最高职务，他就是前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高文谦说，许、骆有很高的可比性：
许家屯当年67，骆惠宁现年65
他们都是从省党委书记位上退下的已届退休年龄的官员：许家屯当年67岁，骆惠宁现年65岁。1983年，许家屯在中英就香港主权回归展开谈判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社长；现在，骆惠宁在香港因反送中条例爆发的抗议运动持续了7个多月的危机时刻被突然换将上任。但为什么是现在？
“香港乱局已持续半年多，北京急于想要翻篇，营造一个‘新年新气象’的局面，所以新年伊始就换马，”高文谦如此解读。
高文谦是《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
被骆惠宁替换的是前主任王志民，他在香港经历了持续7个多月的抗议运动，以及导致香港建制派惨败的区议员选举。
《纽约时报》报道，王志民虽然与香港商界、政界精英有数十年密切合作，但“他未能预料到去年春天修改《逃犯条例》的提案会引发广泛的、迅速高涨的敌意，让他在香港和北京招致广泛批评。”
不过高文谦认为，王志民是替罪羊，是为中共背黑锅的。“除了中联办外，北京在香港有多条收集情报的渠道，比如国安、军方、统战部等系统都有眼线。应该说，误判形势的不只是王志民，也包括北京最高当局，结果掉进中共信息控制、自我循环放大的坑里，自食其果，让王背黑锅。”
习近平选他有两个原因
与许家屯曾任富裕的沿海省份党委书记不同，骆惠宁任职党委书记的两个省都较贫困——青海省和山西省。而在他的为官生涯里既做过所谓江系、也做过所谓团派人马的下属。高文谦说，习近平挑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骆尽管毫无港澳和外事工作的经历，也不会粤语和英语（只短期进修过），但共产党的传统历来是外行领导内行，而骆的派系色彩不强，与党内各派都有交集，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另外，骆惠宁为政有些政治手腕，主政山西时处理当地的塌方式腐败大案，又尽可能地保持了山西官场的稳定，得到中央肯定。而这一点，正是现在负责香港事务亟需做到的。”
但高文谦同时认为，对骆惠宁的任命却是一个匆忙且不成熟的决定。
“骆惠宁本来已经退居二线，刚从山西省委书记的位子上转任人大财经委，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任命为中联办主任。这说明骆并不是早已考虑成熟的人选，而是党内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在匆忙之中决定的，否则不会让他在人大只呆了两个星期，就又有新的任命。其中缘由，可能是中联办人选难产，因为香港问题是个烫土豆，没有人愿意趟浑水；或许中联办主任又是兵家必争之位，党内各派相执不下，最后骆胜出。习近平选中他，我想看中的是他政治上的忠诚，希望他能稳住局势，同时清理大陆权贵集团在港势力。”
高文谦表示，对骆惠宁的任命恰似36年前许家屯被派往香港。1983年7月1日，许家屯走马上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当时正值英国同意考虑将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中英双方开始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会谈之际。
开启官场第二春？
“骆惠宁退居二线又重新出山这一点与许家屯很像。当年许本来已内定从江苏省人大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结果阴差阳错，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兼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后来许在香港干得风生水起，得到人们的好评，开启官场第二春，”高文谦说。
1983年曾慧燕在香港《快报》任采访中英谈判全过程的特派记者。她告诉美国之音，许家屯上任后打破了新华社一向不接触民众的神秘感，广交香港各界朋友，还邀请了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请愿代表到新华社见面，“他们是来递交请愿书的，对当时的时局提出跟中共不同的意见，而且要求跟他见面讨论，许家屯打破了以前的做法，见了他们，也听了他们反对的声音，而且回答了提问，当时他就在见面时公开讲，中共允许香港将来存在不同的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也可以出版报纸刊物，甚至可以批评中共。”
说许家屯“风生水起”，很大程度上指他以中共官员少有的开明姿态去做香港包括民主派、反共人士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统战工作，配合中共在谈判桌上与英国就主权回归进行的谈判。此外，他还在中英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些问题上为中共高层出谋划策，有些意见直达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本人。
他可能是个过渡人物
“骆惠宁能像许家屯一样开启第二春吗？”高文谦问道。“我看很难，他可能只是个过渡人物。原因在于两人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许家屯当年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势而上，有空间可以施展拳脚。而骆则完全是逆势而行，手脚被捆住，回旋余地十分有限，”高文谦自答。
高文谦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上台后开历史倒车，逆人心而动，以强势应对内政外交，凡事逞强斗狠，结果在香港问题上踢到铁板上，现在进退失据，收不了场。”
最终拍板的是习近平，而习近平处境两难。高文谦说：“他既不敢像邓小平‘六四’镇压那样对香港悍然屠城，害怕弄翻共产党这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之私，兑现对香港民众普选的承诺，担心这会被指为败家子、共产党的罪人。”
《金融时报》周二也有类似分析。报道说，对骆惠宁的任命“可能会加快香港各方面的改革时间表，从国家安全法到经济和教育体系。而这样的推动会将他置于与香港民主派和担心民权不断减少的示威者的冲突之中。”
谁能摆平就支持谁
骆惠宁的命运掌握在中共惯用的实用主义手中。高文谦认为，在中共历史上，领导人处理危机多采取“谁摆平就支持谁”的做法。
“香港问题现在成为习近平最大的心病，谁能把乱局给摆平，谁就是功臣，否则还会被撤换掉。这就好像邓小平在天安门学潮时，谁能平息，他就支持谁，平息不了，就成了替罪羊。毛在文革天下大乱时也是一样，最后牺牲中央文革的”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结束乱局。问题是习近平对香港的既定方针绝不会改变，而半年多暴力镇压的做法又尽失香港民心。骆惠宁被画地为牢，想摆平乱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任伊始，骆惠宁在一个记者会上发表了5分钟讲话。如英国卫报报道，他“释出了一个和解的调子，称香港为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也引用了习近平的话，“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高文谦认为，“应该说，骆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上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网上视频显示，他在首次见媒体讲话时腿微微打颤，内心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他最多只能表面上说些软话，比如没有提止暴制乱，‘真心希望香港好’，但骆惠宁骨子里还是要坚决执行北京的既定方针，动用警察暴力毫不手软，新年时照样把香港人往死里打就是证明。”
骆惠宁应学许家屯
曾慧燕说，许家屯在香港工作的成功之处在于敢于解放思想，“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拥护主权回归的香港人并不像原来北京估计的是大多数，所以他提出了要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
“许家屯的经验对骆惠宁同样适用，”曾慧燕说。“我感到骆惠宁也有重新认识香港的工作，这也是他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比较好的决策、对症下压。我想他有没有作为就要看他能否正视香港年轻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根源。他要下点功夫广听民意，要各种声音都听。”
不过高文谦的结论是：“骆惠宁时运不济，想做许家屯也难。”
（1990年4月末，同情、支持学潮的许家屯在邓小平下令武力镇压天安门抗议、在党内外展开清洗后出走美国。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洛杉矶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