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顺利获连任，并登上无制衡权力顶峰，但大会最后一天发生前总书记胡锦涛被请出大会会场事件，经国际媒体实录传播，引起全球震惊。
“如何处理这件事，已经成了习近平连任后面临的头号难题，”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告诉美国之音。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正面临左右为难、宽严皆误的困境，“如果从轻放过，则无法证明当时下令架走胡锦涛举动的合理性”，“如果施以重手，大张旗鼓地整肃‘胡锦涛反党集团’也有很大的副作用，不利于笼络人心，会令党内人心惶惶，乃至引发众怒，特别是团派的强烈抵抗，激出更大的事端。”
高文谦在之前的采访中预估习近平会在二十大获“中胜”，即获第三个任期，但常委组成仍需平衡各派人马。但习近平打破中共原有七上八下潜规则、替补清一色习派人马进入常委的做法，令各方咋舌。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二十大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高文谦说。“勾兑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一中全会召开之前还在缠斗”，“在这种情况下，预测不准并不奇怪，因为预测是根据现有程序规则来进行分析判断的。而习近平根本不按规则出牌。”
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高文谦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结构非常脆弱，“尤其是面对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应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高文谦说：“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咬起来，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
高文谦举例1969年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表面上毛泽东权威如日中天，宣告举行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毛发动文革所依靠的两个派别——林彪为首的军人帮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在那个会上“已然开始撕咬，勾心斗角，林彪一派不投江青、张春桥的票，江青让康生查，被周恩来压了下来，此后林、江两派内斗愈演愈烈，最终演成庐山事变（1970年）。”那次会后，毛跟林及其军人帮翻脸，并最后导致林彪出逃。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表面看，习近平在二十大大获全胜，“但党内仍然存在反对力量，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证据就是新党章不仅没有写入‘人民领袖’、‘两个确立’，‘习思想’的表述也没得到简化，相反还保留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条文，而且‘共同富裕’的表述也被弱化。”
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小组组长。1989年中共派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和市民进行镇压后，他毅然去国。来美后他利用自己了解的中共文献资料，顶着中共的威胁写作出版了《晚年周恩来》一书。
“我是出身红二代，但从小脑后就有反骨，”高文谦说。“我很小的时候家庭就发生变故，父亲在庐山会议（1959年）后遭到整肃，我成了狗崽子。文革中母亲作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被关到秦城监狱，出来时已患精神分裂症。这种小小年纪就有的经历，让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红二代，而是政治贱民和反贼。”
面对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将当年助推他上权力宝座的红二代彻底排除外，高文谦说，“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让人们看清了红二代的狂妄无知和认知缺陷，也着实让红二代群体寒了心，认识到习公开宣扬‘红色基因’，骨子里却是要搞习家天下，把他们当作垫脚石，”高文谦说，“越来越多的红二代正离他而去。”
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对高文谦的专访实录。
记者：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上个周末全部揭晓。几乎所有专家、民间的预测全错了。习近平显然获得了大胜。为什么会这样？
高文谦：中共高层运作从来是黑箱作业，外人雾里看花在所难免。这次二十大不同于以往，其幕后博弈厮杀之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党代会，因为双方都没有退路，面临拼死一搏。以往党代会召开前党内对政治路线和人事安排已有共识，党代会只是走过场；而这次不同，不仅在政治路线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究竟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还是以政治斗争为纲、重返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体制。而且双方在人事安排上更是谈不拢，习近平执意要连任，打破七上八下、任期两届的政治规矩，反习势力则反对终身制、坚持二三十年来形成的党内政治规矩。
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不仅没有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反而把党内分裂暴露在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幕前所未有的狗血剧，在众目睽睽之下，习近平下令把胡锦涛架出会场，震惊世界。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有些外媒解读这是习有意为之，通过此举震慑党内反对势力。我不这样认为，其实这对习在政治上的伤害远远大于所获，暴露了中共高层政治的残酷，同时凸显习内心的冷血无情，让中共官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给他连任大煞风景，加大了党内外、国内外对其连任合法性的质疑。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二十大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贯穿二十大筹备召开的整个过程，从北戴河聚会党内各派协商开始，勾兑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一中全会召开之前还在缠斗，胡春华在最后一刻出局，连填补新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不及，导致最后只有24名政治局委员。在这种情况下，预测不准并不奇怪，因为预测是根据现有程序规则来进行分析判断的。而习近平根本不按规则出牌，大会进行过程中更是掀了桌子，暗中做手脚，破坏了党内多年来形成的规矩，导致预测赶不上变化。这是以往历次党代会所没有的。
三个原因促成习近平登上无制衡权力顶峰
记者：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做到？
高文谦：在我看来，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习代表了中共体制的正统，同时又有道统“两个确立”的加持。所谓正统，不仅是指习掌握最高权柄，可以动用一切体制资源，包括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并通过王沪宁操控大会秘书处，还有军方做后盾。更重要的是，习所主张的强化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正统，党内反习势力无法正面与之抗衡。毛泽东打下红色江山，建立了一党专权体制。中共建政之初，毛在八大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又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是中共的中兴之主，为了挽救共产党的衰亡，开启改革开放之路，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韬光养晦，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周旋。邓提出要“两手硬”，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维持党天下，乃至不惜大开杀戒，造成六四血案。
在维护一党天下的问题上，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与毛、邓一脉相承，有强烈的使命感，以守护红色江山为己任。他上台后，就提出要守好共产党的家业，这次在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出中共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住人心。而中共党内政治老人和权贵集团则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邓氏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社会主义与习正面对抗，明显落于下风，只能说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类的片汤话。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在与党内保守派的角力中就处在这种失语的尴尬状态，只能用不争论、猫论来应付。
为了连任，习近平处心积虑，步步为营，早十九大之前就开始布局，先是拿掉孙政才，废除胡温安排的接班人，然后在宪法中取消任期制，又通过去年六中全会把“两个确立”写入历史决议。今年虽然流年不利，国内发生大规模疫情和俄乌战争，但习通过宣传造势，鼓噪“两个确立”，把它作为约束官场的紧箍咒和筛选党大会代表的标尺，为二十大做了充分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准备。
第二，两军相逢勇者胜。习近平能够大胜，除了占据中共正统、道统的优势外，还有其个人性格的因素。习为人好勇斗狠，心黑手辣，敢于放手一搏。相形之下，党内反习势力既没有带头人物，也没有狠角色，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屁股屎，惧怕被习反腐，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与双方处境不同有关。对习来说，这次二十大能否连任是生死大关，必须殊死一搏，才能避免遭到清算，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党内反习势力处境则没有习那样凶险，他们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而且早已转移资产，狡兔三窟，一旦风声不好，立刻逃之夭夭。他们虽说也知道习在祸乱天下，会断送共产党江山，但只是希望能对习有所约束，斗而不破，继续在共产党这条船上闷声发大财。此外，党内反习势力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各自想拳经，热衷于与习勾兑自保，甚至把祸水引向他派。习近平正是利用这一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从而大获全胜。
第三，人无耻天下无敌。习近平在中共官场浸润多年，又得其父习仲勋的耳提面命，比一般人都更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规律特点，深谙权谋机诈，洞晓一旦掌握最高权力，有贼心又有贼胆的话，就无人能够制衡。在这一点上，习明显比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的胆子大得多。江是有贼心没贼胆，想学邓小平搞垂帘听政，最多也就是多当两年军委主席，胡连贼心也没有，到站下车裸退，给习腾地方。习是红旗下的蛋，喝狼奶长大，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痞子意识深入骨髓，做事胆大妄为，没有底线，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利用体制的缺陷和规则的漏洞做手脚。比如，在修宪取消任期制的人大会议前，匆忙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搞突然袭击，逼中央委员们表态，然后由人大盖橡皮图章。这次二十大筹备召开也是通过大会秘书长王沪宁操弄议程，上下其手，虚虚实实，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差额选举，操弄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胡锦涛事件露出黑幕的一角，虽然有些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披露证实，但以习的为人，即便按鲁迅所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相信，有朝一日真相披露出来，是不会冤枉他的。这是习二十大获胜的重要一环。
处理胡锦涛事件令习陷入宽严皆误困境
记者：你在上次专访中说中共元老在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发难的“惊险的一跳”，从结果看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但大会最后一天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国际媒体众目睽睽之下被请出党大会的一幕确实让人跌破眼镜。你怎么解读这一不寻常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