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外长佩恩4月27日表示，澳洲要求独立调查疫情内幕合情合理，公开透明和诚实的评估非常重要。图为外长佩恩（左）和总理莫里森
因为隐瞒疫情祸害全球，中共近来在国际上的日子比之于以前更不好过了，窝心事一件接一件，而最令其恼火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的国际独立调查。
4月23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呼吁世卫组织（WHO）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流行的独立调查。他说，WHO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参加调查，澳州将在5月17日的世界卫生大会（WHA）期间敦促展开国际调查。
之前一天，22日，澳外长佩恩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澳将在国际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她称，澳大利亚有资格要求对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有着打造建设性的全球合作的历史。”佩恩声称，“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觉得这个调查是针对自己的。一个新的传染病必定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的，新冠疫情源头在中国武汉”。
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呼吁明显惹恼了中共。
4月26日，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专访时气势汹汹的威胁称：澳洲总理莫里森对独立调查的推动是“危险的”，“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他还称，这会使“中国公众感到懊恼、惊愕和失望”。从长远来看，如若中国国内的这一情绪进一步恶化，人们将就“为什么还要去一个对中国不很友好的国家”加以思考。成竞业还声称，中国的家长们也会考虑是否应继续将他们的孩子送往这样一个“对华不很友好，甚至具有敌意”的地方留学。“这将由（中国）人来决定，也许普通（中国）人会说‘为什么还要喝澳大利亚葡萄酒？为什么要吃澳大利亚牛肉’”。成竞业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执意推进对中共病毒的独立调查，澳洲势必会遭到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抵制，澳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也会受到影响。
中共的恼羞成怒不免令人生疑：它为何对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的独立调查如此过敏和排斥，以至于不惜用经济利益恐吓对方？
28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刊登了专栏记者Renaud Girard的一篇文章，题为“新冠疫情：中国政府为何坚决拒绝国际调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读了很受启发。
文章简短综述了有关专家目前对病毒源头的了解，然后写道，目前人们还不知道蝙蝠如何又在何时将病毒传染给了穿山甲，也不知道穿山甲又如何感染了人类。那么，世界各国是否应当调查疫情是如何在中国开始的呢？作者的回答是，这理所应当，哪怕只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动物病毒再次自这个大国开始流行，也应当调查。更何况有一点让华盛顿政界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2019年底，中国各地有数百个野生动物市场，但病毒只在武汉出现，是不是有些奇怪？中国只有武汉市拥有一个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以及这些病毒的传染性的研究所。因此对是否有实验室病毒泄露的怀疑并非无稽之谈。这样的事故是可能发生的，美欧国家的实验室也一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也在2020年2月18日的一篇调查报导中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是否出现失控提出过疑问。
文章就此继续写到，这并不是要附和网络上流传的各种阴谋论，去想像有什么被恶意利用的生化武器，也不是要质疑中国人为控制疫情在境内传播付出的代价，没有人认真指责中国在这场疫情中有恶意行为。那么，中国为什么拒绝透明呢？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国际调查呢？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文章还质疑说，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政府立即请求国际原子能署专家展开调查，以便应对核污染。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利用这个机会，提议在世界卫生组织内成立一个监控实验室瘟疫流行风险的国际机构，难道不会更显出中国的强大吗？难道不会让中国由此而降低只有输家的中美紧张关系吗？
我完全同意作者的上述分析，中共对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恼羞成怒，恰恰说明其心里有鬼，用中国的老话说不就是做贼心虚吗？如若不然它怕什么，不正好趁此一证清白，更何况查清病毒源头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瘟疫在中国的再度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屈服于中共的恐吓。27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明确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因为受到了经济胁迫或有经济胁迫的威胁，就在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改变我们的政策立场，正如我们不会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改变我们的政策立场一样。”他还称：“澳大利亚人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世界各地数十万人的死亡值得进行透明度调查，以防止再次发生。”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联邦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表示，同意伯明翰的评论，并支持政府要求进行调查的呼吁。他强调，“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但必须建立在信任和透明的基础上，而透明度是评估这种病毒及其发生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