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徽标贴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的外墙上
领导人既要依靠专家来帮助他们制定政策，也要依靠专家来支持他们所做出的决策。他们知道，在现在的大瘟疫中，人民希望政客们将其政治议程搁一边，而听从于专家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在解释其决定时，会有流行病学领域机构的专家们做护翼。
但是“科学”是不可靠的，流行病学家的模型也在不断地变化。公共卫生专家的官僚机构，例如缩写字母WHO，CDC，FDA，PHE（在英国），都有自己的议程，政治和组织安排。
比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成立的特定任务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抗传染病。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发生，组织活动就会扩展到其它问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官僚主义现象，称为“任务延伸”。就CDC而言，这意味着扩大工作范围，如解决学校里面的欺凌，工作场所的事故和枪支管制问题。但这并不像是为中共病毒（COVID-19）这样的瘟疫传染性疾病大流行去提前做充分准备。
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所有人民实现最高可能的健康水平”。它自己的使命在延伸，将“不安全”堕胎称为可预防的大流行病，就好像它是一种传染病一样，涉及到提倡全世界范围内的堕胎权。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官僚机构，不包括台湾在内。另一方面，它赞扬中共政权的透明性，尽管该政权掩盖了有关病毒的真相，压制了科学家和记者的异议。当中共声称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极小时，世界卫生组织就充当了中共的代言人，强调低风险，否认限制国际旅行的必要，并在一月底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川普）总统提出对与中国旅行的限制，认为是不必要的。
事实证明，这是川普总统国内政治反对派的陷阱，他们自恃颇高，认为自己才是遵循科学的人。当时川普决定关闭与中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和一些亚洲国家）的边界，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谴责这是仇外和种族主义行为，当这一决定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后，民主党人又做出了180度的转弯，马上支持这一决定，正如最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所做的那样，民主党人抱怨说，这一举动影响范围不够深远。
政治家与科学
但让我们假设政治领导人既不是拉帮结派也不投机取巧。他们只是想为自己所管治的人民寻求最好的东西，并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因此，他们向相关领域的机构和科学专家们咨询专家意见。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他们咨询流行病学专家。
姑且只说流行病学家，政府应该信任哪个人？政府最听从科学家的典型案例是瑞典，这是一个非常自由和务实的国家。那里的政治领导人在民众的支持下，将政府的回应权交给了专家，由他们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负责。他领导国家制定了一项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同时，建议但不强求其他人保持理智的社交距离。
该政策基于信任和信息（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它做得都很好）。它不依赖封锁、隔离甚至控制边界。（Tegnell在4月21日接受《自然》科学杂志采访时提供了对该方法的简要解释和理由。）
很明显的这种听取专家意见并遵循科学的案例并不是主张这样做的人想听到的。媒体选择支持并登载最负面和危机论的科学信息。因此，3月16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模型发布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役情，中共病毒（CODV-19）的死亡人数（美国为220万，英国为51万）。这项震惊的预测很快传播开来，并要说服英美两国政府采取更严格的方法来处理危机。
如果政治领导人选择结束经济和社交隔离限令，他们会受到谴责；如果政治经济领导人没有这样做，那么他们也将受到谴责。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被谴责杀害了那些因疾病或因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可怕影响而死亡的人。（联合国警告说，由于全球经济下滑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在2020年导致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亡。）另一方面，大家都赞赏流行病学家，不管其对最初的预测准确与否。
帝国理工学院报告中提到的最可怕的四种情况导致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全民在家隔离的措施，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而且批评家认为，这种措施并没有科学道理。
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也在3月中旬警告说，极端和持久的隔离建议是建立在不准确的数据和错误假设的基础上的。他在健康和医药新闻网站STAT上写道：“这就像如果我们决定跳崖，我们需要一些数据来告诉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以及在安全地点降落的机会。”有关这个警告的报导却少而又少。
报导好消息并不能卖动报纸或赢得点击量。的确，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媒体不断发布恐怖新闻，并把持异议的人，包括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打入冷宫。
T.J.罗杰斯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瑞典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都少于美国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州，后者占美国病例的60％以上。这七个州（除路易斯安那州外）迅速建立了封锁机制。而瑞典没有实施重大封锁却表现更好，在欧洲居于领先地位。它比西班牙，意大利或英国做得更好，尽管比北欧邻国还差一些。
“我们应该为瑞典取得的成功而欢呼，而不是猛烈抨击他们。他们可能证明美国关闭政策的许多方面都是错误——无效而且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要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罗杰斯写道。
同时，科学家越来越怀疑政客们封锁策略制定的早期模型的准确性。他们指出实际感染率高于预期，病死率远低于初期的估算。（请参阅冰岛、斯坦福大学、纽约市和南加州大学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采取某种类似瑞典的模式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计划性的逐步淘汰锁定措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又可以使其他人腾出空间来工作，学习和社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持续数月或数年，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就要为民众研发生产安全有效的疫苗。
政治挑战
从总统、总理到州长和大城市市长的政治领导人，即使有最专业的流行病学专家的建议，也必须考虑到许多其它因素，包括道德和经济因素。
其中包括公众会接受怎样的安排。媒体报导夸大了“隔离在家”的信息，即如果我们不待在家里，我们将处于危险之中，并使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现在却限制了政策的选择。
让人们回去工作或学校，去医生的办公室或医院，可比以前说服他们待在家里更具挑战性。隔离类似于战斗或革命，不能像水龙头一样随意开关。
作者简介：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社会工作的名誉教授，还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教授兼学术事务副院长。他是《社会正义不是您想的那样》的合著者，并撰写了大量有关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职业道德和美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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