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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是陋习 亲亲相隐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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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这个词因为含有变节和背叛的意思,向来带有贬义;好在汉语博大精深,后来又有“检举揭发”等词汇替代它。

揭发检举就是举报他人的过失或违法情事。《西游记》上有:“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告密和检举揭发的区别是,告密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比方说犹大为了30个金币出卖了耶稣,就是告密;检举揭发似乎是为了捍卫真理和公义,比方说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家三口吃饭,妈妈顺嘴评论几句时事,儿子放下饭碗就去向组织汇报,结果两个月后妈妈被枪毙了,这就是检举揭发。

成都一大学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没带饭卡,就用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她就把阿姨给举报了,因学校饭堂规定只能使用饭卡,用其他支付方式会被罚,结果好心的阿姨被罚两万,而该女生获得两千元奖励。——这就是告密文化的衍生品。

把告密说成检举揭发,一定程度可以减轻告密者的负罪感,不必带有愧疚的思想包袱,甚至有时还会披红戴花大大地奖励一下告密者,这种设计还是很贴心的。

史记》载有“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这里的“谮”就是告密。说的是崇侯虎对纣王检举揭发了姬昌行善事收买人心的事,纣王大怒,不但把姬昌关进羑里监狱,后来还把他的儿子施以醢刑,剁成肉酱、做成肉饼给姬昌吃。

姬昌逃跑途中吐出的肉饼都变成了小兔子。“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姬昌可被告密者害苦了。

对待告密者的态度,在中国儒法两个派系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

大鱼以前的文章写过,孔子是一个为儒家背起最大黑锅的人,他的思想一直不停地被篡改,并没有像耶稣那样传下来。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孔子思想和孔子本人基本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论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羊,他去举报了他父亲,然后请求代父受死。”孔子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直躬是个伪君子,为了自己捞一个好名声,竟然出卖他父亲。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父亲为儿子遮掩罪过,儿子为父亲遮掩罪过,这才是坦率合理的行为。

西汉宣帝刘询把孔子的这个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汉书》记载,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不提倡告密:“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看看,这和现代欧美法律中的“近亲属有作证豁免权,有权回避证明近亲属有罪”完全一致。事实上,最初的孔子思想和现代理念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像韩非子那样的法家人物和孔子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他甚至主张把告密者一起杀掉,这有点像“他骂了,你来告密,他该杀;你也听到了,你也该杀”的意思。

把告密法律化的历史人物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里不但明确告密有奖,隐瞒者受罚,而且使用“连坐”的手段强化执行。后来商鞅作法自毙,他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后受到车裂之刑。

商鞅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制定的不少法律体系流传至今,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不检举不揭发、知情不报就是罪过,现在父母负债不还、酒驾肇事、其他原因入刑等都可能影响子女入学、参军、国考,这就是商鞅留下的一种株连、连坐制度。

研究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号召我们崇拜的大人物,都很推崇告密。无论是行商鞅之法的秦王朝,还是后来的汉武大帝。

汉武帝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他颁布了一个“告缗令”,鼓励百姓举报周围认识人的财产,便于皇家收税捞钱。“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

司马迁记载,当时的中产阶层几乎全被告密搞破产,“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老百姓有钱藏不住,全都吃光花光,最后闹得个越穷越光荣。

唐朝酷吏来俊臣编著过一本书叫《罗织经》,宰相狄仁杰、酷吏周兴看罢都冷汗直流,不敢喊冤。武则天看罢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罗织经》对告密的娴熟运用可谓达到化境:“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这些手段都被后人消化吸收,用于实践。

武则天虽然杀了来俊臣,但是当时对告密还是很感兴趣的。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如此一来,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

史料记载,有一军官在与同僚共饮时发牢骚:“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席间一人马上悄然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所有人全被抓起来。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

武则天显然很清楚错杀了不少好人,后来对告密不太感兴趣了。偏偏有个臣子去喜得贵子的同僚家吃饭,发现同僚违反规定宰羊招待客人,就偷拿了一块羊肉去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赦免了他的同僚,同时告诉他:“请客要请对人哟!不要请这种来告你密的小人。”

明朝时因有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专职机构监视、拿办臣下,告密更得发扬光大。到清朝时,有一位尚书这样总结为官之道:““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可见对告密者的忌惮之深。

反倒是在蒙古元英宗的时候,有个叫苏拉的人告发自己的父亲犯法,被英宗训斥: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苏拉就这样掉了脑袋。

看起来告密也有肇祸的时候,毕竟算不上什么光彩事儿。

告密是人性中最卑劣的行为。过去所有叛徒最怕的就是除奸队。谁知道后来告密成为热门行当,还获得检举揭发有功这样高大上的赞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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