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近日发表了一篇逾1.6万字的政论文章。从对当前中共病毒在中国爆发后蔓延至全球的深刻反思入手，揭示了中共的极权式国家治理的荒谬与黑暗。
这篇题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的长文，全篇由“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文明小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等6个部分组织。
文章一开篇就指出，由中共病毒引发的这场全球性大灾难即将过去之际，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且“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
文中直言揭示，中共对国民的治理体系的实质是抽离了“良政”的极权统治。在疫情爆发时，虽然靠一刀切的闭关锁国和全国范围内极其苛严的封城禁足，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比较明显压制疫情扩散的效果，但背后隐藏的疫情复发隐患也不容轻忽。而中共利用疫情发动苦难政治、实施消息封锁，消灭民间追究疫情责任的声音，制造恐慌政治，然后炮制烘云托月般的领袖政治，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绑架。
文章还指出，中国大陆的疫情反映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批评中共一方面隐瞒疫情，钳口噤声，一面树立“钟南山──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将伪君子与伪科学式的人物模塑为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恰恰反映出“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乱坠矣”。
文章痛斥中共党媒依靠封锁疫情真相，同时传播虚假信息和强化舆论诱导，“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
文章展示了中国大陆在疫情期间中共当局的恶劣做派，“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甯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
文章还讨论了疫情导致的一个突出后果：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而这一切正在修正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世界秩序。文章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华夏文明无冤无仇。
最后文章提出了彻查病毒源头、彻底问责、释放被囚公民记者、设立“李文亮日”（言论自由日）等8大诉求，呼吁追究最高层的政治责任，要求对那些在疫情爆发和扩散问题上负有罪责的人，“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附：许章润万字长文全文如下。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
作者：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籍，人间停摆。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第次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铆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但因资讯遮罩，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万民禁足。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员警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佛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社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执法”实例。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资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乳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资讯有限而发展成普遍恐惧。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贴耳矣。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遮罩，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导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喋喋不休大幅报导，凡此资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国难”。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鬁，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瞑懵，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对什么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于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物件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批，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1.0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2.0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囯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囯，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甯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行文至此，媒体报导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缺如。应急性的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