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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史事三则尽显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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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事实真相、用谎言煽动世人以达自己的目的,是周树人(鲁迅)一生惯用的手法。“女师大风潮”是如此,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亦是如此。

几十年后,有人询及“女师大风潮”核心人物之一许广平对当年“驱杨”的看法,许广平思索良久方支支吾吾地作答道:“关于她(杨荫榆)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凭着这个还算是真实的回答,我们就不难反观出“驱杨”的“女师大风潮”之真实起因。

有人为周树人(鲁迅)等“伟人”辩解说,搞个把女人的生活小节无伤“伟人的风采”。但我以为这个说法只在没有家庭伦理之说、且将每个人都视为若干毫无关连品性捆绑组合体的地方适用。而在把伦理道德看得很重的东方,却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品性、人格、能力等等相互溶合的整体,任何一言一行都是这个人的整体反映。因此,在东方人看来,那些动不动就“搞个把女人”的人就实难配得上“伟人”的光环,特别是这个“伟人”还因捍卫自己的私情畸恋而堂而皇之的在社会上搅起一场长达十个月的风波。与此类似的是,有些人至今还居然将那几个所谓“伟人”而实则是玩弄女性流氓淫棍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奉为金科玉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三)

歪曲事实真相、用谎言煽动世人以达自己的目的,是周树人(鲁迅)一生惯用的手法。“女师大风潮”是如此,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亦是如此。

历史事实是:1926年3月,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华北进行了一场史称“直奉大战”的战争。为阻止奉军南下,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河岸上建造炮台,并在河道中布设水雷。但此举却被日、英、美、法、意、比、西、荷八国公使认为是违反了1900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便于3月16日联合向北洋临时执政府(即段祺瑞政府)发出立即拆除大沽口一带防务设施的最后通牒,并以武力要挟限四十八小时内答覆。段祺瑞政府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即紧急磋商并于当日午夜(3月16日24时或3月17日0时)作出了答覆,称:公使团“最后通牒”的内容已“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从而拒绝了八国公使的要求。

但在段祺瑞政府发出答覆而未收到公使团的回答,即在这一对外交涉尚未结束前的3月18日,中共地下党发动了四、五千名青年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并在会后列队向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北洋临时执政府所在地游行,要求政府做出强硬姿态。

据《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中说:“(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按:这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斗双方都用粗大棍棒作“语录杆”,上面仅贴只有胸前徽章大小“语录牌”的作法毫无二致。)又据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载:“冯玉祥的部队中,有一些士兵,伪装成学生,混在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带头打、砸、抢,北洋政府的军警在警告无效之后,只好开枪自卫。”(按:这与“六四”中,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化装混入学生队伍里,高呼过激口号、带头砸烧汽车,一被发现即跑向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幢小楼的情况极其相似。)可见当年的示威游行和后来的冲突都是中共事先安排好了的。

据说游行示威学生的本意是要求进入执政府办公厅内面见执政段祺瑞并递交抗议书,但段祺瑞3月18日在东厂胡同家中并未上班。执政府大门前的护卫士兵因未接到上峰命令,便按照例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规定阻止示威学生进入执政府大门。在双方对峙中示威者手拿带铁钉子的棍子打砸大门、抢夺卫兵枪支、并泼洒汽油纵火。见此情景,守大门的卫队营长在鸣枪示警后未见示威者后撤,只好下令开枪。(按:这只是诸种说法之一)由此造成了包括一名卫兵、两名警察和若干学生等共四十七人死亡、一两百人受伤的惨剧。其中打死了女大学生、许广平的好友刘和珍。

执政府士兵枪击学生的惨案发生后,国内国外舆论一片哗然,诸多报刊纷纷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北洋政府对此均未加以任何阻止和限制。3月19日,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贾德耀宣布本届内阁全体成员引咎辞职。3月20日,段祺瑞发布《临时执政令》,简述事件经过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泼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并表示对于(参与游行的)青年学子不予追究还要“优加慰恤”。执政府还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开枪杀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等决议。嗣后,在执政府召开的“‘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执政段祺瑞面对四十七个亡灵牌位当众长跪不起,表示谢罪。

据《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山本医院和鲁迅》披露,“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经过侦查,很快得知有中共势力渗入学生队伍、煽动闹事并逼迫北洋军警开枪的内幕,于是立即对这次暴乱的组织者和骨干进行通缉。周树人(鲁迅)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列入了通缉名单后立即躲进了日本人在北京开办的“山本医院”,并在“山本医院”里写下了歪曲史实的《纪念刘和珍君》。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煽动性的语句,力证“三一八惨案”是“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其实任何一位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可看出,单就这件事情而言,段祺瑞政府的作为并无太大的过失:首先是拒绝八国公使团提出的无理要求,其次是阻挡冲击政府大门的施暴者,再次是开枪伤人后政府内阁的集体引咎辞职和政府元首向死难者灵位的当众长跪谢罪。特别是他们对媒体舆论不干扰、不压制的态度更令人称道。反观1949年以来在中国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残害与屠杀了数千万人的中共党魁们,却无一个向人民道过一声歉。

(猫奴整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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