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因此对自己造成影响。事实上，我也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几个月后就是高考，我考得非常顺利，每门课都得了八九十分，不仅在本校，而且在全省拔了尖。按理说，既然如此，我就完全应该按照志愿被北大录取，因为我的成绩比北大、北师大等校在陕西录取的任何学生都高出许多。不料陕西省偏偏把成绩好的考生都扣在本省的高校，我们西高平均每门考分达到八十以上的十个尖子生，竟然没有一个被录取到自己所报的外地学校，我作为文科状元，只能被录取到列在第二志愿表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从多方面获取了相关信息，心中极为不满，多次口出怨言。张遥青却淡淡地对我说，无所谓，不论到哪里读书，关键还在自己。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改变了情绪，不再发牢骚了。从另一方面考虑，我觉得在西安读大学也好，可以经常回来看望和照顾他，继续对他尽一份心。
读大学一年级时，虽然陕西师大离我家和设在市中心的西高都很远，我也坚持每个星期天回家呆上一会儿就去母校看望张遥青。没过多久，他突然让我到东关索罗巷去跑一趟，说是他老婆住在那里，需要钱，让我送一些过去。我这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亲人在世，但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连一句也没有问。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西高去看他时，发现师母已经搬去和他同住。更令我吃惊的是，师母竟已瘫痪在床，吃饭、便溺都得靠他服侍。目睹这种情景，我伤心之至，就不由分说抢着帮他做这些事，而且从那时起，每个星期都挤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赶回西高去代他服侍师母，连洗屎洗尿之类也干。师母很快就同我熟识了，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地叫我的名字，但总是叫不准，把“贵仁”叫成“贵成”。我想，我经常去服侍她，显然已经使她把我当成了亲人，这多少会在她心里产生一些暖意，从而帮助她康复吧。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断在心中默祷，祝愿她好起来，健康地享受人生。但这只能是空想，她终于急匆匆地走了。大约只过了两个月，我在一个星期天又去西高服侍她时，她不仅已经过世，而且已经火化。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仓促。我哀痛莫名，却什么也说不出，而且什么也不想问。我只是在心里想，张老师这么优秀，这么可敬，却偏偏比一般人更不幸——儿子多年前莫名其妙地自杀，老伴又在病瘫之后遽然离世，现在，他可真是只剩下孤身一人了，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将是怎样凄凉和痛苦啊！当然，我会仍像过去那样，尽可能地去照顾和服侍他，但我总不可能经常守在他身边呀，何况有些事情是我根本给他帮不上什么忙的。唉，但愿他自己能够挺住，尽可能长久地挺下去。
在那之后，我还是每个星期天去看望张遥青，帮他做些事情或者陪他坐坐。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没什么变化，大部分时间只是读书，脸色一如往昔，沉静而严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不会发生。
就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件多少有些意外的事情。
和我同时从西高毕业的一个同学，名字叫魏裕伟，虽然和我不是同班，却从高二开始就和我很熟悉，关系不错。他也很爱文学，但是没有考上大学。1962年暮春时节，他突然写信把我叫到他家，郑重地对我说：“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搞了一个文学社，志在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你在文学上很出色，又是中文系大学生，所以大家都想请你参加。”接着，他说了发起文学社的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我大都没有听说过，惟有其中的首要人物张世昌，我虽与之从无交往，却是知道并且见过面的。他也是西高毕业生，比我和魏裕伟高一届，据说学习很好，却和魏裕伟一样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开了个修车店。另外那些人呢，据我猜想，恐怕也都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他们想聚在一起切磋文学，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对他们大都既不认识更不了解，何况我实在太忙，很难挤出时间经常去见他们，就不想接受邀请。然而我又不便推辞——总不能让人说我这个大学生看不起他们这些落榜生吧！于是，我虽然不情愿，却还是在魏裕伟带领下，到西一路的一个小阁楼上同张世昌见了一面。张世昌看起来是个相当自信的人，见了我，矜持地表示欢迎之后就自顾自地侃侃而谈。他说，我们应该以俄罗斯文学为典范，以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为楷模，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文学社定名为“现代人”，并且要办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杂志。他还说，为此他已经同苏联方面取得了联系——给当时在中国很有些名声的《苏联妇女》杂志的总编辑亚弗襄尼科娃写了信，那位总编辑已经回信表示支持。
说实在的，我虽然很赞成以俄罗斯文学为典范，以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为楷模，而且一直推崇他们在沙俄时代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创办的《现代人》杂志，却不喜欢张世昌提起这一切时所显露的那种不知怎么会产生的自鸣得意的神态，也不相信他能真正理解和秉承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等人的精髓，更不赞成他同苏联建立联系，认为这和年轻人在一起切磋文学毫不相干。所以，我冷静地听他说完之后婉拒道：我和你们离得太远，而且很忙，不可能经常和你们一起活动。张世昌忙说，那不要紧啊，我们也没有更多活动，目前主要是把大家的作品集中起来，互相传阅和交换意见罢了。说到这里，他让我尽快送一些自己的作品过去。我想这当然可以，就在不久之后把一篇刚在写作课上得到老师好评的题为《塘》的抒情散文拿给了他。很快，《现代人》创刊号就搞出来了，是由几个人分别用稿纸抄写好钉在一起的。张世昌随即让魏裕伟传给我看。我翻了翻，其中除我的《塘》外，还有十几篇散文、小说之类，作者我基本上不认识，水平也大都很低，无论境界和文采都超不出普通中学生的作文，根本看不出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的影子，真是愧对《现代人》的大名了。我想，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会变得像样点吧，但是目前不行。
那时我在学校里的确忙得要命。尽管我在政治上一直不求上进，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只想通过个人奋斗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但是有关方面认为我学业好，硬是让我担负了一些重任：系团总支办的《终南山》文学板报让我当副主编，校学生会办的《秦岭》文学板报让我当编委，校广播台则让我当编辑组长；此外，我还在班上担任古汉语课代表，并且是校足球队的队长。本来课程就重，又有这一大堆事情压在头上，我对自己看不上眼的《现代人》就更是无暇理会了，既没有对那个手抄本的作品发表意见，也忘了及时退还魏裕伟，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他来信索取，我才急忙给他送去。此后，我和他们那些人再也没见过面，并非有意却在无形之中断绝了关系。
也是因为太忙，我去看望张遥青的时间也有了较大间隔，变为半月一次甚至一月一次。我对他表示过愧疚，但他说应该如此，无须挂怀。
我同《现代人》那些人的短暂交往，一直没有对张遥青提起过。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很小，不足挂齿；另一方面，在我印象中，他好像跟那些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甚至很可能不认识，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讲。谁知我想错了。1962年7月初，我在各门功课都完成期末考试之后回西高去看他，刚坐下，他就主动对我说：“张世昌他们搞了个《现代人》，要请你参加，你千万别答应。这些人没有考上大学，对社会不满，和他们搅在一起没有好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起这件事情，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是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随口应道：我并没有和他们搅在一起。张遥青说：那就好。
我历来尊重张遥青的意见，从不违拗。他让我不要和张世昌等人搅在一起，虽然本已不是问题，我也还是要认真听的，而且感谢他对我的告诫，因为这体现了他对我的爱护。当然，他所说的张世昌等人“没有考上大学，对社会不满”，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罪过，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也决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不跟他们保持关系。如果我不是那么忙，如果我没有对他们硬把事情扯到苏联去的态度和做法产生歧见，如果我认为他们都是可造之才，我说不定真会和他们搅在一起，并且已经搅得很热火呢。真那样，我也不能算错。但是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对张遥青说出来，更没有以此同他展开争辩的意思。毕竟，他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和反对张世昌等人；他只不过是为我着想，不希望我无端惹上麻烦罢了。
紧接着就是暑假，张遥青和往年一样到西北大学去当高考阅卷委员。在他的工作快结束时，我们中文系六五级的学生要到陕西师大设在大荔县黄河滩的农场去劳动一个月，我就在出发前赶到西北大学去看望他。使我微微有些惊讶的是，他的情绪异常低沉。他把我领到西北大学教工食堂，特意买了我平时很难吃到的肉菜让我吃，他自己则只是坐着，一动不动，而且一言不发。待我吃罢，和他一起步出餐厅时，他才压低声音对我说：“张世昌他们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