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张世昌他们被捕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为了《现代人》吗？一些年轻人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办了个同仁刊物，不论办得好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怎么说也不是犯罪呵，凭什么逮捕他们？
我又惊又怒，但是强自隐忍，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望着张遥青神色凝重的脸孔，为他隐隐浮现的痛苦感到不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上次在西高见面时他为什么明确对我说不能同张世昌他们搅在一起了；他显然在那之前已经风闻了某种不祥的消息，担心把我卷进某种灾祸之中，所以要及时劝阻我。他的确是真心爱护我啊！
至于他在提起张世昌等人被捕的事情时所显露的痛苦，在我看来纯粹是出于义愤。
我相信，他肯定和我一样，尽管对张世昌他们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却认定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权利罢了，谁都无权取缔和镇压！
新学年开始前，我和同学们从黄河滩回到学校，我匆匆赶到西高去看了看张遥青，就重新忙起了自己的功课和各项工作。就在那时，陕西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妈妈》，我欣喜之余，更加勤奋，所以很长时间连家都不回，张遥青那里也没顾上再去。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没问题，我很放心。
虽然这一次间隔的时间长了点，但也不过一个多月，我相信不会出什么事。
谁能料到，偏偏就在只隔了一个多月之后，却发生了夺取他生命的大事呢？
他居然被说成《现代人》的后台，戴上反革命帽子，抓起来枪毙了！
当我知道时，子弹已经击碎他那苍老、仁慈、博学、正直而且与世无争的头颅。
他的尸体可能没有人收殓，也许被野狗撕扯成碎片，啃掉了。
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
看完处决张遥青的布告回到学校，我在莫名的悲愤中思绪紊乱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不知道张遥青和《现代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事实上，据我推测，完全可能是张世昌等人找他支持和指点，他为了表示鼓励就首肯了。作为师长，他即便对求助的学生不满意，也是只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他决不会泼冷水！
我甚至敢断定，他对张世昌等人的具体活动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更不知道张世昌已经同苏联方面建立关系。他只不过是在精神上给了那些文学青年支持和鼓励罢了，目的无非在于帮助他们成才。
在我看来，无论他以什么方式支持了张世昌等人，也不能把他说成《现代人》的后台，因为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如果说《现代人》沾上了政治色彩，他是决不会在这方面给予支持的。他的支持，绝对只会限于文学范围。
当然，硬要把他说成《现代人》的后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现代人》本身也没有错，更没有罪！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为了实现理想而办这样一份同仁刊物，乃是他们理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岂能因此说成什么“反革命”，当作敌人对待？就连我不赞成的同苏联方面联系，也扯不到“反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制裁和打击呀！虽然苏联已经被说成修正主义，正在被中共猛烈批判，但是张世昌他们只不过是同苏联的杂志社建立关系，目的只是在文学上求得发展，怎能因此给他们定罪呢？而张遥青，哪怕真算得上《现代人》的后台，哪怕支持了张世昌等人的所有活动，也根本没有触犯法律，凭什么抓他甚至杀他？
最令人震惊的是，只是在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就那么匆忙而草率地完成了抓他、判他、杀他的全部过程，这是为什么？合法吗？
《现代人》的主要成员被捕，张遥青被杀，自然会使我受到牵连。
没过多久，系办公室就通知我：到新城区公安分局接受传讯。
后来系办公室又通知我：到人民剧院参加批斗《现代人》反革命集团大会。
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我才知道张世昌等人发展的成员中甚至有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还知道了《现代人》很快从手抄本改成了油印本。但是，除了所谓“思想反动”之类，我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根本无法获知把《现代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可靠理由，更无法获知迅速枪毙张遥青的可靠理由。
公安机关在学校配合下对我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宣布了我只是“受骗者”的结论，没有在刑事上追究我。但是，我在系里和学校里从此成了监控对象，我担任的《终南山》副主编和《秦岭》编委之类职务自然都被免去。有几次校内举行重大活动，还把我关在宿舍里，派人把守，不许我外出。
此后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尽管形势不断变化，我的处境时好时坏，同《现代人》和张遥青的关系仍一直装在我的档案袋里，时不时地被某些人拿出来整我一下。1984年，陕西省出版局为了体现新的知识分子政策，要“重用”我这个当时很稀少的研究生，才把档案袋里那些东西清理出来。
也是在那个时候，比我晚两年从西高毕业，经过十多年折腾后到西安市文联主办的《长安》杂志当编辑的诗人李志清对我说：要给张遥青平反了！我只是默默地听了这句话，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也没有询问详情。是谁要给张遥青平反呢？落实了吗？我至今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我也只是每过一段时间独自想想而已。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