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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高考残酷往事:多少孩子死了疯了

2000年8月中旬,离我们村十来里地,有个跟我同届毕业的女生疯了。她高考发挥失常,一直挨着父母的骂。这天早晨,她拎着一壶开水倒进脸盆,一把一把掬起那水洗脸。

被人们拉离后,她喊着,“我要洗脸,水不烫。我要洗脸,水不烫……”

她在县城重点高中读书,被家里寄予了改换门庭的重任。可是,她失败了。

她的故事只流传了一个月不到。20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听说她的任何消息。

在她疯掉4个月前,我一个初中同学,在县城一高读书,因为违反纪律被班主任开除。马上就要高考,母亲舍不得,据说向班主任下跪求情。还是不行。

几天后,人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旁边放着一个敌敌畏的空瓶。

他几乎是我十几年读书生涯中,最聪明的同学,一手好字无师自通,字形颇像赵孟頫。我们俩都复读了一个初三,然后都又失败,再次考入乡镇高中。

那是1997年秋天,他家凑了三千多块借读费,送他进入县城重点。我家没钱,我只好满腔自责和屈辱,灰溜溜地去邻镇报到。

听到他死讯时,我刚参加完高考体育测试,正在邓州市新华路原四高中的校门等待返校的中巴车。

回到高中的第二天晚上,几个跟他初中同学的朋友凑在一起,想为他维权。我读文科班,平常又喜欢写点东西,就被推举为执笔人,负责写一封信投给《大河报》,诉说这位同学被班主任逼死的委屈。

20年过去了,我至今没写这封信。我曾对不起的人很多,这位姓宋的兄弟算得上一位。在一些疲累焦灼的时刻,我也会想起他。他更像是去远游了,或许会在哪个午夜来访,对床夜雨,或许也是一个极佳的写作素材。

他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

高考体检时,我只有110斤,比现在轻四十多斤,那是一种任何人看了都会担心的瘦。只有故作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傻笑,才撑得起这具躯干。

我几乎每周都要忍受口腔溃疡的折磨,高考前两个月,口腔里一次长了五六个溃疡,都是黄豆面大小,喝口水都疼得面目扭曲。我去校医室,请求给我点硝酸银溶液,以烧蚀溃疡面。这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祛痛最快的办法。

那位老师不敢弄,“你整个口腔都烂了,都点上,说不定会感染……”所有去火消炎的中成药和低端抗生素,我都吃了一个遍,甚至听说越苦的东西越能去火,就去药店买来黄连,泡在开水里当茶喝。

在高考前一个月,我又一次口腔溃疡,就去校外诊所里挂水。青霉素掺双黄连注射液,不到十分钟,身上直打冷战,心脏紧缩,浑身抽搐。打了3倍于成人剂量的强心针后,心率很快飙到140多下。

我被埋在两层厚棉被下,开诊所老板,一位卫校毕业生说必须发发汗,半昏迷中,我听到门外有一位同学的声音,就让老板赶紧喊那位同学过来,被老板拒绝。

我就自己扯着嗓子大声喊。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细思恐极。我真要默默死在这个诊所里,同学和家人都不会知道。

乡村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命。任何人的生死,都难以惊天动地。在高考前大概半年,本校一位老师的夫人因为抑郁症自杀。她是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在镇政府工作,听说每晚都会失眠。

她发现只有做蜂窝煤球,才能缓解她的焦虑,于是家属院里都把蜂窝煤球让她做。而蜂窝煤球终有做完的一天。

她的丈夫很是淳朴踏实,妻子死后他很快颓废下去。

这个噩耗让学生们也难过很久。我们难以理解,你“卡片粮”都吃上了,还能有啥想不开的?

出生于贫困,又习惯性匮乏的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都来自镇上小书店里的盗版书,以及阅报栏里每周会更换一次的《中国青年报》。对于世纪之交狂飙突进的繁华,我们知道得不多。

身处本县排名倒数的高中,我们有升学的念想,却无升学的压力。我们的未来,就像一张两块钱买来的彩票,即使次次空奖,也不至于寻死觅活。县城火车站,下广州的火车每天都有好几趟,谁都可以挤进去。

临近高考那几天,我们竟前所未有地轻松起来。大部分人卖掉了所有书本和教辅资料,换来的钱都去大街上聚众吃喝。收废纸的老头一天要上下无数次教学楼,编织袋塞得满满的,到最后,我们见了他打招呼,“老表,你又来了?”

南阳方言中的“老表”,指的是表兄弟。我们无意羞辱这位老人,我们只想放纵一下。

大多数同学都买来硬皮封面的校友录,互相写寄语。我没有买,也没有找任何人题词,不过却挖空心思制造金句。

有一位身高超过1米85的同学,为另一位身高接近的同学题词,“相似的身高,让我有了结识你的冲动……”

我拿过本子,在“冲动”前边加了一个大字,“性”。

2000年7月4日,天阴将雨。最后一节课,数学老师讲了十分钟之后,停了下来,“看来大家都不想听了,那么,我们下课吧,你们快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我骑着自行车沿着249省道狂奔,离开公路上土路,突然狂风暴雨,淋湿了后座上捆着的纸箱。我在泥泞里,推着自行车沿着路边的草丛滑行。

我推了5公里才回到家里,我在暴雨里破口大骂,又哈哈狂笑。

两天后,我们几十号同学,住进县城两家小旅社里,两三个同学挤一个屋,每人每天不到30块的住宿费,你别奢求太多。

有个房间有台17寸的黑白电视,接着有线信号,大家围坐在一起看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班主任每隔十来分钟就过来提醒一次,让大家能看会儿书就多看会儿书,高考完有看不完的电视。

没人理他。

我们高考住的俩旅社,2014年路过

这个旅社很难睡好,大家等到过了午夜才消停,早上五六点,就有人起床,在天井旁边的水龙头洗漱,接着便老和尚念经似的开始背书。

那几天,我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白天也不困。到最后一天考英语,头有点懵,在进考场前,我在校园的水龙头使劲冲头,然后揽起衬衫擦头,又将腿翘到水龙头上冲,十几块钱买的皮凉鞋很快沦陷,每走一步,就“唧唧”往外喷水线。

高考结束后三天,我突然开始剧烈腹泻,躺了三四天才好。每一次睡去,都会做关于高考和出路的梦。我梦见我拿到试卷后,一道题也看不懂;我梦见我涂错了答题卡,或者钢笔滴了一大坨墨,洇坏了试卷;我又梦见我赤身裸体坐在考场里,求人借条短裤都不可得……

二十年来,这些桥段隔三差五在深夜潜入。真正的高考,我却超水平发挥。我高考作文得了58分,使得语文原始分大概在140左右。

我的高考作文试卷,来自个人档案

当年实行标准分值,有一课特别拔尖,总数会很占便宜。于是我混入了一本线。

可我很清楚自己的斤两。所以,在关于高考的梦里,只有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我不聪明,更不勤奋,我只是靠一场考试中的侥幸和投机取巧,混到城市里装腔作势。掀掉强作光鲜的面子,只有一个在狂风暴雨里推着自行车,一挪一步的穷小子。我随时会被扒光一切。

高考住的那个旅社,我后来又进去过一次。2014年,老家有位农妇因为土地维权,数年上访未果,就自立一个市政府,结果被以伪造公文罪判刑。她家就住在旅社后边的巷子里,我穿过旅社去她家,旅社主人问我住店不,我说不,他显得非常恼怒。

我的高中,后来又有两次出名。先是畅销书《中国在梁庄》中,奸杀八旬老妪的少年,就来自这所学校。

几年之后,比我晚两届的一位校友,当兵又考上军校,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牺牲,高中校园里,树着他的铜像。他静静注视着校园大门外的世界,脸庞年轻坚定,就像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

武文斌铜像

三年前春节,我和十几个同学回到高中,遇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告诉我,我们的高中差点被撤并,事实上曾被撤过几年。人过中年的老师们很想留守这个学校,就进京反映情况,他们知道我做了记者,却没找到我的电话号码。

我赶紧把现在的号码留给他。据说,现在的老师们都可怀念一二十年前的学生们,他们再调皮,也会对老师和长辈保持基本的尊敬。现在不了。

有一堂课,语文老师让一男生背一段孟子,对方支支吾吾,他随口批评了一句,就见势头不对,忙让这学生坐下。

“再耗一阵子,他肯定会打我。”老师叹气,“这又何必?”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卖杏花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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