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反对23条立法、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2019年反对逃犯送中，目标都是保护香港的自治空间，不受大陆模式渗透。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争取民主运动，目标也是落实基本法写明的普选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从胡温时代，再到习时代，中国的内政及外交均从温和走向强硬。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超过20年高歌猛进，在各国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开始逐渐爆发。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香港，在两边都各自内卷的紧张关系中，香港自身的边界，也张力满满。
在如此氛围中，香港争民主的议程，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以失败告终，北京的回应是发布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自治的议程，则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被全面压制，北京的回应是绕过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国人大推出《国安法》，在港执行。
港版《国安法》并非突如其来，但在香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显然也非终点。只是，模糊且充满人治空间的中国式法条，对执行部门的充分放权，辅以机器般高效执行的港式官僚系统，令这法律带来的，压制自由的即时效果，比预期更加强烈。但高压之下，依然有数万人不断上街，超过六十万人以民间投票表态。「暴政」所引发香港体制里原本「非人化」的部分，与香港公民社会中人性化的坚持之冲撞，值得细究。
过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观察恐惧的形状。
它很具体，作用在写作时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闻时对自己的联想上，作用在夜晚的梦境里。它让人很不舒服，但也时时令我好奇：原来在恐惧中的我，会做这些反应，而冷静下来，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觉察与回推中，我学着寻找，可以对抗它的支点。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惧绑架了自我的生命议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担的极限，凡是没有到这条极限的，照做不误，不用被时时出现吓唬人的消息影响。到了极限，再根据具体环境评估，是否要调整极限本身，或是调整动作。
恐惧的形状
四、不要猜疑
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前几日，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作的某专栏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网红夫妇」的说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狮子头」对他们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威胁，暗指「狮子头」是中共打手。然而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核心当事人均以绰号出现，惹人猜疑。多数人猜出「狮子头」是谁，「网红夫妇」亦有各种传闻，但没有一个核心当事人出言证实或证伪，很快，这成为一宗绘声绘影的城中迷案。几十年来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广泛的「狮子头」的友人们均窃窃私语，暗自打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能不能相信这个人？
这样的「捉鬼」场面，在历次社会运动到了冲突最激烈、方向最摇摆的时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当人人蒙起面来，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对家的卧底。带头冲击的那个人，是勇武抗争，还是对家派来抹黑栽赃？这个问号只要你想，永远都在。而只要这个问号浮起，行动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坏，弱势者团结一致的动力也会涣散。
纪录片《理大围城》，带观众重返香港理工大学那黑暗的十几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强力包围，「全部暴动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间人不断来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学生，掀起留守者之间严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们无法连结、组织、协商，心理防线也几乎彻底被击垮。
秘密政治一旦发挥作用，朋友圈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对谁说话才能放心？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若我不相信别人，那我自己还会被别人相信吗？
我们知道，猜疑的循环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议程，建立信任与连结。但不猜疑，并不是不做判断，盲目信任。情报收集、秘密调查的秘密政治是现实，罔顾现实同样是不智，严重时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过度猜疑，这中间的现实平衡该如何拿捏？
在中国做采访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
该相信什么人？
就像看新闻一样，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朋友间怎么说话才安全，不会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媒体、私下或公开都讲一样的话。不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公众都不要讲。
如何让自己被信任？
很简单，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见人心。
以上是我给自己的小小原则。宗旨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划定安全底线，其它一切，都尽量摊开在阳光下。对抗秘密的，从来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达与言说。
恐惧消灭行动，猜疑消灭组织
五、志业与爱
任何一个对生命有追求的人，都会在面临陡然失去自由的环境时，心怀强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协，不想要自我审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擦边球、琢磨能说不能说的游戏里，我不想要自己无法再讨论真正具有创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类议题，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着敌人什么时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远航。
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撑我们抵抗的动力。
然而，在个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阴影，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需要持续不断地练习，也需要持久的能量。这些辛苦背后的持久动力，很难是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么」，而必然是「要什么」。
国安法之后，香港街头的口号，从「反抗」、「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钟意香港」。尽管这是躲避审查的策略，但人们潜意识里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时候，愈要爱，因为只有爱是持久的动力。
爱不是抽象的。以香港为例，我们爱的香港，需要有更具体的想像。我们想要追求的、或者守护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想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追寻这条路上的角色？怎样把这角色与自己的志业与兴趣结合？说到底，你活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也是哈维尔说，他讨厌自己被标签为「异见者」，因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并不是被「与政权声音不一致」所定义的。说到底，政权又算老几？「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有生命目标，有放不下手的兴趣，有愿意为之付出实践的信念感，才会有与暴政「斗长命」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可能是医生﹑厨师、飞机师、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个人都树立，并且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才能迫使政治冲破极权的目标，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足点：个体的人。
我们一直在谈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拥有自由是为了什么？自由的目的，是让个人拥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们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去过，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才是去捍卫自由的最大动力。
我们抵抗恐惧、破解猜疑、开口说话、不做极权的帮凶，都并不知道是否真能改变世事。但凡此种种，最终是为了做回一个完整的人——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让生命在抵抗中，依旧有目标，能创造。
大时代，写给自己，也与朋友们共勉。
202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