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上，警示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的“地下图书馆”旁边，刻着诗人、记者海涅（Heinrich Heine）的名句：“这只是序幕。烧书的地方，到头来也烧人。”海涅写于1920年的这句话，不幸言中人类历史多年来的若干悲剧。他揭示了一个真相：对于专制者来说，禁止言论自由、实施出版审查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效的手段。从德国纳粹到苏联专制，再到中共政权，无一不是如此。
不难理解，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公共图书馆立即将若干图书下架，其中包括香港本土派“国师”陈云、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等人的作品。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连侬墙上的便利贴和街头抗议者手中的标语都变成了空白，甚至手持白纸也被警告；“GFHG SDGM”、“32190246”和中国国歌成了抗议者的“暗语”。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国安法在港实施的结果。但是，国安法只是当局找到的一个方法而已。实质上，这是将香港纳入专制版图的一个结果。而管制香港，又是中国大陆强化专制的一个结果。
路透社周六报道，中国教育部去年10月发布的一个审查清理图书的通知，正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根据通知，为了深化习近平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和纯净意识形态的要求，全国中小学都要清理图书馆里“非法”和“不适宜”的图书。路透社记者调查核实，目前，在中国33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内，至少有30个的学校都审查清理了图书馆里的书籍。33这个数字让我发生了兴趣。要知道，中共官方的表述中，省级行政区划有34个，其中一个是台湾。也就是说，如今在国际通讯社的报道中，香港、澳门已经自然而然地、不用另外加注地和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相提并论了。
果然，报道也言及香港政府根据港版国安法从公共图书馆下架了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报道说，从西部的甘肃省到东部的上海市，经由公开宣布的措施清理的图书已达数十万册，其中包括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次针对图书馆的全国清理运动。
中国教育部列出的《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标准》中，第一条是无实际意义的“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中包括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第二条就是“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三条是“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显然，这些都有所针对，那就是香港正在发生抗议运动这个背景。一夜之间，“香港禁书”的定义被改变了。过去，它是指大陆不能出版但香港可以售卖的民主读物、历史回忆录或者高层领导人八卦。今天，它是香港人自己经历的“焚书坑儒”。
支持禁言就是支持杀人
很多支持禁言的人会说：我认为不应该允许乱说话，但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杀人。海涅已经告诉你，历史已经告诉你，支持禁言就是支持杀人。事实上，禁言不仅是杀人的序幕，在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同时进行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暴行是禁言的前提条件，禁言是暴行的必经之途。7月1日，港版国安法实施首天，就有约370人被捕。这只是开始，如果不能阻止，接下来只会更严重。人们总是健忘：文革中被整死的若干知识分子和演艺人士，也都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支持过那个暴政。
暴政之下，更多人会失去声音。正如香港人目前所做的那样，反对专制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竭尽可能地坚持发声。我想到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我在柏林文学之家做的题为《寻找失踪的声音》的演讲中的一段话，录此与香港抗争者共勉：“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对西藏沉默了很多年，对新疆沉默了很多年，对香港沉默了很多年；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公正沉默了很多年；对他人的痛苦，对自己的权利，对整个世界的道义沉默了很多年。当我们准备开口的时候，却已经不会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