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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怒斥吴晗 必将身败名裂

1、

1920年代,浙江义乌地面出了一个神童,天资聪颖,智商过人。18岁时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但他志不在此,之后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发现这个叫吴晗的学生是个可造之材,对其撰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非常赞赏。吴晗对胡适也是十分仰慕,曾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他很诚恳的写道:“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在吴晗心中,胡适便是导师,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吴晗写下《胡应麟年谱》,再度写信向胡适讨教,胡适回信约谈,并表达赞赏。二人的师生缘分从这里开始。

此间,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追随北上。胡适到北大任教,吴晗却考入了清华大学。原因是吴晗严重偏科,文史、英语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吴晗随后改投清华,因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被破格录取。吴晗遂与北大失之交臂。但是他和胡适先生的师生情谊依然延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胡适对他都有诸多照顾。

2、

30年代初,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他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胡适指示吴晗的,当然也是“读书救国”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吴晗对胡适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读书救国”看成空口说救国而已。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吴晗对胡适的治学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对胡适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

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数,这些留洋的教授通过各种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处其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加之生活窘迫、对国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忧虑,他开始走进昆明的统战网络,他妻子袁震是穿针引线之人。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吴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成为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经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从此,吴晗再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政权更替前夕,吴晗身为清华教授,已经准备出任高官。他派人游说胡适,动员他留在大陆。胡适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即著名的自由面包论;并让来人转告吴晗“慎思明辨,好自为之”。

至此,师生情缘彻底断绝。进入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吴晗积极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说“胡适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人一旦无视情感,会变得非常可怕。

3、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1957年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49以后, 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1951年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的吴晗说这话,应该是指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有龃龉,章伯钧的话含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联系。吴晗却污蔑构陷,落井下石,给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击。最终,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

老友沈从文落难, 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与其握手,吴视而不见,直接走开。

4、

50年代初,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袖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林徽因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他“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5、

拆毁牌楼三年后,吴晗又盯上了明皇陵。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提议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非常震惊。急忙前来劝阻,希望吴晗等人收回报告。

一场纷争由此开启。

吴晗认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站起来,急不可待地反驳说:“我国目前考古技术水平有限,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在古物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吴晗不为所动,意志坚定地说:“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无论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为考古专家,最清楚贸然发掘意味着无可挽救的破坏,他从条件层面说理,希望吴晗打消狂热的念头。他规劝说:“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员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身份来安排发掘工作。”

夏鼐这话也是说给郭沫若等人听的。因为近乎荒诞的是,所有提议者都不是考古学家!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没有结果。但吴晗发掘明长陵的决心已下,外来力量就再难改变了。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日长生变,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人,通过不同方式在各方面加紧了对发掘长陵的宣传和鼓动。这边,郑振铎、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对发掘长陵的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消息传来,周恩来已经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长陵。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但后来因为长陵面积实在太大,难以找到墓道,于是转而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对于躺在定陵中的三个人来说,真是祸从天降。

由于条件所限、经验匮乏、能力不足,封闭的皇陵空间突然打开,环境温度骤变,文物尤其是丝织品受到很大损伤,出现变硬、变黑、变脆。变质。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6、

无法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吴晗响应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创作的《海瑞罢官》,竟然演变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尖锐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问。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尽折磨的吴晗在关押中死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这个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劳改队,比吴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吴晗后半生的荒唐行事来看,他历史学家的头衔真是徒有虚名。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青衣仙子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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