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丘成桐专门讲述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在数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猜想，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非常重要。一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假如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论文，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院朱院长继续做这个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朱很不满意。2002年在陈省身先生和我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45分钟的演讲名额，结果他们自己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其实就像奥林匹克100米比赛，朱的成绩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还有一件事更让丘成桐耿耿于怀。
“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做了院士，刚毕业的时候不错，以后一塌糊涂，错了不愿意改，出错的文章现在还挂在网上，表示他的成绩。
“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职位在国外，却作为引进人才，一年至少给他100万薪水，还不包括经费。但是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个月的授课时间里教授兼职是违法的，必须全职，但是这个人却兼了很多职。这个人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在国外拿的奖都是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给他大笔资金，可他全世界走，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行踪不定。
“而且严重的是，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头换面，又据为己有，这种学风无疑误导很多学生，因为看到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丘成桐介绍，当年他花了很多功夫培养这个学生，“连我的儿子也没有下这么大功夫。太太都说我过分。”毕业那几年，哈佛一位名教授告诉丘成桐，这个学生抄袭他的论文，出于保护年轻学生的目的，丘成桐并没有深究。结果愈演愈烈。
丘先生说，这个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很多，比如有年轻学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错，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从，在国内就恐吓说，以后不给你研究经费，在国外则恐吓说写很差的介绍信，让作者找不到工作，导致很多搞学问的人很怕他。
“听说国内很多人怕他。学风坏到了这个地步，作为这个人的老师，我再不讲话，其他学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义务来澄清。”
还是这个人，在国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出了错，当时恰好有国内两个访问学者到丘成桐那里去，丘先生让他们解决这个错误，两个礼拜时间，进展很好，但是当丘先生说这是那个人的文章出现的问题时，“两个访问学者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做了，害怕那个人打击他。你看，现在的学风有多糟糕！”
我们应该学习陈省身先生的学风
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
“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
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头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
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中共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而丘成桐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身边常常带一本《史记》，早年写就的一篇古文曾被人们至今记得。其中，“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更是振聋发聩。
丘成桐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有理由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毕生希望做成两件事
英国数学家约翰·拉慈称丘成桐是“华人数学界的领袖”。在陈省身等一代大师离世之后，重任已经落在丘成桐这代人的身上。
“领袖的工作就是确定方向。我生平立志只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作出一等的数学研究，千古留名；第二，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帮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丘成桐先生说。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他认为，目前和国际优秀大学比较，国内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迎头赶上。丘成桐饶有意味地说，“首先，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他着重强调了“假如”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