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绝望如上述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痛苦，那很容易推论出，给痛苦赋予一点意义不就不绝望了？然而，其实我们很难为个体的痛苦赋予意义的。例如梁天琦要坐很多年的牢，杨子俊老师被打盲了一只眼睛，吴傲雪受到性侵犯，他们经历的痛苦对于他们个人的幸福追求而言是很难说有什么正面意义的，因为他们丧失了一些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东西。但假若我们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的痛苦即使无法为“我”的幸福赋予一点意义，但却可能能为“我们”的幸福赋予一点意义，例如我可以相信我的痛苦会为别人带来一点启示或前进的动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我”的痛苦也带上了一点意义，“我”的绝望感便会被淡化，这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尝试去克服绝望感的情况。
那么，绝望感是否会有一些正面意义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笑话，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组图：统计数据显示现时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脑残，图中二人都说自己不是，然后默契地望向屏幕外的你，意味着真正脑残的人是你。有心理学家尝试去剖析，认为这种让人觉得幽默的原因与所谓的“失谐-解困论”相关。初始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明白它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他们在说三个人中有一个是脑残，什么你不是我也不是，最终什么都不说。因为一般的连环画是会在末尾揭晓答案的，而这个连环画则让我们陷入到一个“失谐”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而正正是这种“失谐”状态经常能引导我们突破惯性思维达到“解困”，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式、从全新的思维角度去看问题。
世界上不同的社会运动往往在陷入绝境，人民也要爆发出不同凡响的创造，打破固有思维，开创出与别不同又有效的崭新的抗争形式。例如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ACT-UP的联盟尝试为对抗爱滋病的同性恋者争取权益，要求政府正视爱滋病的危害、提供一定医疗补助。他们原本的抗争形式是比较温和的，例如朗诵诗、请愿等，但政府完全不重视他们，随着他们的同伴中越来越多人因爱滋病而死亡，促使很多运动参与者把温和的方式转化为街头抗争形式，在当时而言从“和理非”的表达到“勇武”的演化是非常不容易的，某程度上可以说是爱滋病危害与政府冷漠回应引起的绝望感促成的。
另一个绝望的案例是，哥伦比亚的黑帮势力横行情况。当地的黑帮仇杀频仍，动辄死伤过百，平民的村落往往被破坏殆尽，更由于当地的警察与黑帮勾结，老百姓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于是，一班黑帮混混的女性伴侣发起了Cross Leg Movement，就是在他们的男伴放弃所有武器之前都拒绝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这个社会运动出奇地成功，不出数周这些黑帮都纷纷同意停止械斗。
回到香港，我们在反送中运动中看到黄色经济圈、唱荣光、人链、连侬墙等，都是我们在绝望之中的创作，让我们将运动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成为世界各地抗争者的学习对象。我想说的是，绝望感很容易让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无法改变什么，但是若我们能认知到自己可以作为这场社会运动的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虽然“我”个人感到绝望，但依然相信同在命运共同体中的他人能发挥其创意、做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他们能做到一些事情，我们其他人就能用自己的方法继续投入这场运动、支持这些另类的新的抗争手法，于是“我”的绝望就能成就“我们”的希望，“我”的绝望也就不再那么绝望了。
最后，我想以鲁迅先生所引用过他人的一句话作结，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是不是虚妄呢？当然不是的，政府的表现、我们的无能为力及其他现实都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感到绝望。然而，绝望又是虚妄的，因为这是undetermined的、未确定的局面，我们现在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去面对，而命运共同体所蕴藏的可能性十分大，你所承受的痛苦可能为他人带来价值，你的无能也可能刺激了他人去为解决你不能解决的东西而努力，于是乎，“我”虽绝望，但“我们”亦不必绝望。
出自“不平则鸣：社运中的理性与情感”讲座文稿
题目：绝望作为一种政治情绪
讲者：黄沐恩博士（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