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绝望”都不陌生：《国安法》出台、一些年轻人被捕、警暴问题、有一些情操高尚的法官作出与普通人道德尺度有距离的令人较难理解的判断，更大的绝望当然都与现时的疫情有关。我也经常想不通为什么政府在抗疫工作中表现得这么差，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评价。可能回溯到很早之前的情况我们便能理解，之前有一份报告提及到现届政府把“抗疫”视作一个帮助建制派或支持政府的党派在9月立法会选举中获胜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发现原来政府的抗疫行动并非仅仅为了抗疫，而是有其他的目的，就可以更好理解到这一系列的抗疫措施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控制疫情而是有背后的政治考量，在社会、法律等种种层面上香港人难免产生了一些绝望的情绪，相信不少年轻人都有这种情况，而我惊讶地发现不少年纪更大的群体的绝望情绪相较年轻人更为强烈。我今天将会尝试从政治情绪的角度来剖析“绝望”。
首先我们就“信念”和“情绪”两个概念作一下区分。我们可以对局势抱有绝望的信念，也可以抱有绝望的情绪，两者是不同的。刚才提及到香港在各个方面的情势都很恶劣，以致我们很容易作出“情况已经恶劣到我们无法改变”的判断，某程度上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判断或者说是绝望的信念，是关于一个客观的环境到底有多恶劣（的判断）；情绪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情绪不是单纯关乎客观的环境，而必定关联到我们自身的幸福。
政治哲学家Martha Nussbaum曾经讲过,情绪与幸福的关系密切，无论一件事的性质有多坏，只要不影响你的幸福感，就不容易牵动到你的情绪。譬如现时美国的疫情很坏，但你打算一辈子不去美国，只会留在香港，美国的情况再坏都不会引起你的情绪，因为你觉得事不关己，而香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直以来你土生土长的地方，香港不太好的情况将影响到你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甚至会让你认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无法实现，而在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况的时候，你对客观世界的判断和对个人能力、个人幸福之间关系的交叉考量，就会催生出绝望的感受。区分信念和情绪的重要性在于了解，即使我们判断现实情况很恶劣，抱有绝望的信念，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为此感到绝望，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恶劣的情况，尽管客观情况很恶劣，我们也未必有绝望感。于是乎，“绝望感”与其说这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判断，不如说是我们对自身状况无能为力的一种判断，着重点在于我们怎么看自身的能力而非外界的客观世界。
关于何为“绝望”，奥地利的心理学家Viktor Frankl提出过一条公式，就是“绝望=失去了意义的痛苦”。Victor Frankl曾经被困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能活着离开已经是一个奇迹。他在里面目睹过很多人被折磨而死、病死，但也看见很多囚犯是自杀而死的。几年前我拜访奥斯威辛集中营，那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布满铁丝网，在一些难以被注意到的角落我发现一些被遗留下的布碎，原来当年这些铁丝网是电网，用以困着囚犯以防他们出逃，不少囚犯抵受不住折磨而冲到电网上自杀。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自杀呢？单纯因为痛苦吗？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痛苦没有意义。大家看到的这张黑白照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入口，上面的德文“Arbeit Macht Frei”的意思是“劳动使人自由”。讽刺的是在集中营里面无论多努力地劳动都是得不到自由的，对于里面的人而言，最难受的不是痛苦，而是无论他们怎么劳动、劳动多久都无法换取到自由的那一天，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最大的绝望，所以痛苦本身不是绝望，没有意义的痛苦才是。
对于这场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不少香港人觉得，我们已经付出很多，可是这些付出都是徒劳无功的，无论付诸多少时间、金钱、青春，局势都不会因为我们的付出而改变，这正是让我们陷入绝望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有消除绝望的办法吗？
我需要在此再引入一组概念，就是“个人情绪”与“公共情绪（又或称为政治情绪）”的对比。个人情绪比较容易理解，而公共情绪则是一个群体共同感受到的一种情绪。上图的左边是汤氏夫妇，他们在728示威中被控“暴动罪”，罪名不成立而被释放，有趣的是有人发现在法庭上他们并非最开心的人，而是有另一帮年轻人开心得泣不成声，原来这40多位年轻人是同样于728当天被捕，这一年来他们共同面对检控、经历种种压力和社会变迁，彼此之间已经滋长出了比朋友之间更深厚的友谊，他们会一起称呼汤先生为老公、汤太太为老婆，从这种称谓与情绪的爆发可见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情感的共同体，他们会为同样的事情而快乐、同样的事情而悲伤，不止于此，他们更进一步地对香港的议题有很多类似的看法，例如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等等，这就是一种“公共情绪”。当然这是较小范围的，不过40、50人，但其实“公共情绪”是可以出现在规模大得多的群体中的，例如很多香港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并非都源于大家对政府施政一时的不满与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彼此之间的愤怒是千差万别的，可能有人不满于警暴、有人不满于政府的无能、有人认为他们（公权力）欺负年轻人。命运共同体是在慢长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不同个体本来对政府有不同原由的愤怒，而当他们在情绪上逐步互相感染、互相理解彼此的观点与角度，透过这个感染、理解乃至认同的过程他们逐渐成为情感上的共同体，只有当一个群体在这样共同经历下产生的情绪才能称之为“公共情绪”，而当这种公共情绪产生后这个群体甚至会建立起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透过公共情绪而建立，也会反作用于公共情绪的强化上。当公共情绪是正面时(例如义愤)，它的坚韧度可以为群体制造一个强而有力的粘合，但当公共情绪是负面的绝望感时，就会使整个群体很沮丧，甚至失去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