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就看出周恩来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革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
1967年10月，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幺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熏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垫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和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锺，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干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幺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所谓“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