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激赏的提问，引来激赏的回答。这个节目很精彩，也给中国转型，增添一套新的话语。中国和平转型是世界难题，前世借鉴不够，中国人思考也不够，因为中共极具“创造力”，超越苏共、韬晦欧美、碾压文人、绑架国人。“红二代”是精英，最懂这个体制，但是他们也有盲点，并非仅仅蔡霞诠释的“原罪”，而是“正义”的概念。中共造孽，也并非“血海深仇”四字可以概括，而是这个民族的最低共识点在哪里？它唯有使用“公正”才能找到。贴一篇2016年的采访：‘中共无法直面文革，道歉反省迟迟不来’。】
‘中共无法直面文革，道歉反省迟迟不来’
-----大陆文革专题之10
（中央社记者张淑伶上海16日电）
“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普世记忆，30岁以下的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非中文读者，更是一头雾水。”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作家苏晓康说，“中国人很悲哀”。
近代重大的人类集体悲剧，最为人熟知的要算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有计划的灭族，人数约在600万。而文革死难者人数，官方虽然没有统计，研究者却指出200万到1000万等不同数据。
苏晓康告诉中央社记者，幸存的犹太人主要靠文字，将他们的故事变成普世经验；但文革却因为当局不允许公开讨论，以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赞美“文化革命”，至今文革的真相与教训仍不能广被认识。
对一些西方左派学者来说，文革这种社会改造的实验是新鲜的东西，福柯（Michel Foucault）、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巴迪乌（Alain Badiou）等，都曾对文化大革命有过肯定之语。
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郭建撰写“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一文，根据这篇文章，福柯认为文革时的中国国家机器“教育群众，给群众政治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
郭建批评，福柯对中国认识不多，自己没有经历过令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一边享受法国政府对人权和言论的基本保障，一边进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某些人对文革持有浪漫化想像，但文革的“恶”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严凤英之死
苏晓康曾是1980年代大陆报导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1989年间，因拍摄电视节目“河殇”续集，有机会了解中国知名黄梅调演员严凤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他说和剧组悲痛得吃不下饭。
1968年，严凤英被安徽省艺术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逼供，加上友人的言论，她愤而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军代表刘万泉来了以后，先是要大家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然后说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剖肚。
刀子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刘万泉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文革之恶人伦防线崩溃
严凤英之死，没有人承担责任。根据严凤英的先生王冠亚记述，刘万泉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整严凤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但是，文革发动者并没有叫刘万全去开肠剖肚，就像没有下令要阶级斗争中人吃人一样。苏晓康认为，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悲剧，背后都有毛泽东的“背书”，但个别作为也可能夹杂个人的恶性，譬如刘万泉的行动。
他认为，文革研究中最难的，就是探讨“人伦防线是如何突破”的。这个防线的突破，不是因为饥饿的生理反应，不是因为改朝换代中只能任人宰割的情境，而是“为了不被人害而去害人”引发的大规模恐怖，让人看见“坏的制度下，人性的恶可以恶到什么程度”。
对于人伦防线如何崩溃的问题，芝加哥大学中文部主任王友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答案。
王友琴曾经撰写长文分析文革斗争会的特色，说明在熟识人群前进行的斗争会，如何使被斗争对象失去权力、地位、自尊和信心，这种扑天盖地的无情镇压，让人民彻底恐惧且无力反抗。她形容，“斗争会是文革的主要景观之一，也是文革最邪恶的一道风景线”。
在官方不道歉的情况下，许多曾在文革中迫害他人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或者回避不谈。尤其文革中“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往往不是个体所能控制的，甚至会彼此互换角色。
苏晓康思索，文革很复杂，但简单来讲是恐惧，人人都恐惧“明天你会不会变成我的敌人”，这是大环境的制度使然，而制度面是中共不允许谈的。
虽然1981年的中共官方文件“彻底否定文革”，但中共至今不准公开讨论文革及文革之前发生的大饥荒。
有一种说法是，在毛泽东刚死的时候，不能转弯得太急，否则会造成出轨。王友琴认为，当时处置“四人帮”的过程没有发生流血或骚乱，是好的一面，不过是非善恶从来没说清楚，留下大隐患；而文革已经结束40年了，不准论说文革更像是愚民政策，“没有理由也不该再继续”。
苏晓康也认为，文革的结束被简单归罪在“四人帮”身上，让这场大规模灾难用权力复仇的方式“解决”，导致文革至今仍真相不明。
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
今年3月30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革错误发动50周年反思不应偏激”，强调维护中共1981年发表的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但对于当今主张全面反思文革的人士，又表示会“吸引了另一拨民粹主义者，汇集了当下更多不满情绪”。而即使是这样维护官方立场的文章，不久后仍消失在环时官网上。
近代史上，德国堪称反省历史错误的典范。德国能，中共能不能？
苏晓康说，二战结束时希特勒死了，德国又战败，德国人民比较容易跟希特勒划清界线；毛泽东的画像则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杀害的又多是同党和老百姓，当时中国人“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分更加暧昧。
“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他认为，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分就不会瓦解；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主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苏晓康主张，面对文革，首先应调查和公布真相，瞭解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受害，再谈追责和宽恕。官方不想碰触历史伤口，认为这样会“伤感情”、“培养仇恨”，他认为这是不对的。至于追责，“当然主要是领袖的责任”。
接受文革输出的柬埔寨先开始反思
文革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大陆。文革目的之一是向世界输出革命，当时中共对东南亚、南亚、非洲的共产党积极灌输“毛主义”并给予支持，后来经历恐怖统治的柬埔寨便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1965到1966年间曾经指派张春桥帮助柬共首脑波布（Pol Pot）起草“社会主义宪法”。1975年柬共掌权后，4年内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自由市场、正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宗教活动和柬埔寨传统文化。此外，赤柬逮捕杀害前政府留下的人员，消灭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还有共产党自己的干部，总计造成约180万人死亡。
1976年初，已是中共高层“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访问柬埔寨，还称赞波布做到了中国没做到的透过纯化和清洗社会进行的革命大跃进。
2013年，柬埔寨导演制作的纪录片“遗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审视这段历史，希望留给后代真相，张春桥访柬的画面也在其中，影片并入围隔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王友琴认为，柬埔寨已在反思受毛主义影响的历史，中国为什么不能面对文革？“何况自‘春秋’开始，中国一直有写编年史的传统”，所以，她坚持继续写下去。
有西方左派学者浪漫化年轻人的革命思想，认为“至少年轻人很高兴”。王友琴说，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曾有一名受访者告诉王友琴，文革刚开始时，得知学校停课很高兴，因为他还欠三篇作文没交。随着文革风潮扩大及深入，这位受访者失学下乡，人生只受过六、七年的正式教育，“他早就不高兴了，只是当年不能讲。那现在还是不能讲吗？”
她说，人对历史没有深刻地认识是很可怕的，“如果连对文革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反省或道歉，我们怎么规划将来？”这是王友琴持续文革记录的动力，也是许多文革研究者的心声。发稿时间：2016/05/151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