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泽东自己早有回答。1970年12月18日他曾明确地告诉斯诺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那就早啰！早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时就已经看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历史也会问刘少奇：你是什么时候觉察到毛泽东要打倒你的？
刘少奇在赴难前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了。刘少奇死后十年多，他的枕边人、他的未亡人双手捧着骨灰盒，将脸紧贴着，哭得泪人儿似的，却一口咬定刘少奇从来都是拥护毛主席的。王光美不仅至死不改口，而且还用实际行动促成了两家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许多人因此感叹道：刘少奇这个人啊，真是非常傻！直到文革开始，也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矛头就是指向他。
这可能吗？你相信吗？
尽管有很多假象，但是人们即使用脚来思考，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是什么人？老资格的革命家。长期在党内斗争中摸爬滚打、久经沙场、大浪淘沙，屡获胜绩。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价他都是党内斗争的老手；而且在1966年的前后，他才68，耳不聋、眼不花；既不老年痴呆，也不老年昏聩，哪能“傻”到那样的程度呢？
所以说，对于毛泽东日益增加的严重不满，刘少奇是有感觉的；对于文革的矛头所向，刘少奇也是有知觉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其实不需要举事实，只需要常识与逻辑就够了。
何况还有许多事实为证，下面仅举一个经典场景说明这个问题。
*（一）刘少奇陪同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1965年8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法国驻华大使。
那天会见的气氛真是特别的诡异呀！
这位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原本是来拜会刘少奇的，他的任务中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
很可能由于外事部门有关人员并没有将程序向老马交待得很清楚，所以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老马之所料。
先是外事人员将老马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老马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白头翁与长脸庞，而没有注意到刘的身后站着巍峨的毛泽东。于是老马第一个动作就是走上前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致意，而没有趋前一步先去握党主席毛泽东的手。
老马在向刘少奇致意后将戴高乐的信递过去时，刘却沉默而没有作答。刘很清楚中国的政府首脑虽是他，但实际首脑却不是他。既然有毛泽东在场，就轮不到他表演。
随后，老马才与毛泽东握手致意。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就开始同老马及其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侃起来。
老马是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后来用文学语言描绘了这天下午的谈话所留下的强烈印象：
毛“对形势现出悲观态度”，他的神情“像一个威严的皇帝，死板而又盛气凌人；又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毛的谈话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毛说：无论是工业问题还是农业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决好，好多作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在座的法国驻华大使显然对毛的谈话感到十分意外，以为他在“玩谦虚”，于是接着毛的话茬说：“中国青年对您制订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对于这样的恭维，毛不领受，而以一种略带嘲讽的语气反问道：“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
大使说他刚去了中国南方，并列举了一些所见所闻说明毛所受到的爱戴，可能还有形势大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类的。
大使的谈话中规中矩，中国人的对外宣传不都是这一套吗！中国人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欢听好话，为了让别人说好话，自己先把自己夸。
但这一回，毛却不一样。毛说：“你所见到的只能代表形势的一面，而你却没有看到另一面。”
“另一面？”大使问。
毛避而不答，王顾左右而言它。
毛将话题扯到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苏共22大”的讲话上。毛说：“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对法国客人补充道：“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老马还回忆说：毛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他差不多要对这些来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客人直言：中国快要复辟到你们那样的社会了。
毛还对老马说：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在结束谈话时毛陪着客人走出大厅，一边走一边再三地对老马说：
“我孤单一人率领群众”，“我孤单一人”。
老马后来这样回忆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刘少奇在整个一下午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其实，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天下午参加会见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陈毅的表现又当如何呢？当然也只能是“一言不发”。
老马的回忆里只提到刘少奇的“一言不发”，他说他为此大惑不解。
老马对此“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刘少奇也会“大惑不解”吗？
毛泽东谈话的字字句句仿佛都是说给着他听的，冲着他来的，而“我孤单一人，孤单一人”的独白，更像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的。
刘不傻，他能听不出来毛的“夹枪带棒”吗？
《红楼梦》中宝玉房中大丫头袭人受了二丫头晴雯的气，抱怨道“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
刘少奇能问老毛“你终究是个什么主意吗？”刘少奇陪绑一下午，真够惨的；他能作出什么样的应对呢？他只能“一言不发”；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呢？只能是“如饮寒冰，如坐针毡”。
*（二）刘少奇无奈的选择*
但是，有感觉的刘少奇为什么没有防范与应对？
“防范与应对”也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力度小，都是保守的、隐蔽的，甚至只停留在心理层面上。苦涩的酒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饮啜，回到家中对枕边人也说不出口，一般人更是看不出来的。
他不好说呀！
第一、他不能肯定，心存幻想。
刘少奇既不能肯定毛当真会对他下手？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手？他只是幻想着毛不至于对他下手？
第二、他估计不足，心存侥幸。
刘少奇对毛的无情与凶狠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功绩估计偏高；对漫长的战争年代两人结下的所谓“革命友谊”有一厢情愿的书呆子气；对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过重；对写入宪法的“国家主席”地位有一种迷信。
所以，刘少奇虽有感觉，也意识到了危险，但他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危险居然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自从1965年11月11日离京至7月18日回京，云游在外整整250天。在这250天中，他调兵遣将，对发动文革作了周密的部署。
当然，毛的大部分部署都不可能向刘公开，刘也不可能知道详细；但大部分部署也都是刘能感觉得到的，但是刘只能无奈。
正因为刘知道自己的力量与毛不相匹配，所以他不可能有有效的防范措施，更不可能奋起反抗。他既不可能“石头上摔乌龟”硬碰硬；也不可能“鸡蛋碰石头”以卵击石。
他唯一能做的防范与应对就是“装”。
“装”这个词的下面能派生出很多成语，如“装傻充楞”、“装死躺下”等等。
刘少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得不去应对大量日常工作。他不可能“装死躺下”，下乡避祸，退居二线等等。毛泽东才有二线可退，有时毛泽东不高兴了，就宣布退二线；又有时毛泽东也是不高兴了，却宣布也不宣布，自说自话地又回到了一线。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可以在一线、二线之间自由地游渡，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党内高层的其它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和待遇，刘少奇也没有。
所以刘少奇只能“装傻充楞”，“装”着一副感觉迟钝的样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傻子”一样地干革命。
本身不是“傻子”却要装着“傻子”，当然很矛盾、很痛苦，所以刘在那一段时期常发“无名火”。这从那一段时期刘在一些会议上的表现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斑。心理分析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窝火”的心态下，就最容易发“无名火”了。
一边发着“无名火”，一边在实际工作中加小心。如何在运动中不被抓到新把柄？是他必须考虑的事。
1966年6月1日晚间，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中央广播台广播，北京高校立刻呈现一片乱局，东城失火，西城冒烟，到处都在游街、抄家、戴高帽子，挂黑牌子。
面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远在三千里外的毛正在西子湖畔观风景，一副好心情，“排下窝弓射猛虎，安下金钩钓鳌鱼”，等着看鱼儿如何上钩吞饵。
“四清”还没有搞完，为什么要搞“文革”？“文革”究竟是如何一种搞法？底牌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刘少奇全都一头雾水。刘少奇主观上想问问清楚，他请示毛，打电话请示，写报告请示，但都没有收到效果。他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允许，约好了时间、与邓小平一起屁颠屁颠亲自飞到杭州去向毛当面请示。
无奈毛早已居心叵测，就是不告诉他“底牌”，以“相机行事”虚委搪塞。
站在毛的立场上，这个“底牌”当然不可能告诉刘，确实也无法告诉刘。因为这个“底牌”就是要打倒你，打倒你的“底牌”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毛泽东没有告诉刘少奇底牌，刘少奇也揣摸不透毛的意图，转而自己去寻找最稳妥的办法应对。
这个最稳妥的办法也被他那个形而上学的脑袋找到了，那就是“派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