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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年的三光政策

—湘南暴动大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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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还是被卷进了大烧杀。由于大烧大杀,特别是大烧,已经不再是局限在所谓的“地主阶级”范围,而且也涉及到了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因此,就引起了大量暴力反抗。这些暴力反抗一当发生并具有规模,就不是陈佑魁所能够对付的,这样,朱德就不得不使用他的部队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陈佑魁对人民大烧大杀,引起人民反抗,朱德则不得不从同是中共阵营的立场,再镇压反抗者。这是朱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意外结果。

湘南暴动是中共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暴动,仅仅一个月不到,就涉及了十个县一个矿业,覆盖了一百多万人口。特别可怕的是,从耒阳一县农军就形成了十万之巨来看,应该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成为了农军成员,都成了武装革命分子。在最高峰时期,包括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内,建制部队的兵力就达到了两万多人。就武器数量来说,仅仅朱德从宜章到耒阳一路,就已经缴获了许克祥一千多支步枪、大埔桥两个学生营装备、耒阳约一个营的装备、安仁一个连的装备等,加以缴获的其它武装的武器,以及各地暴动所得到的武器,第一师以外的工农革命军可以装备的枪支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支,按照三比一比例,可以构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近一万人,加上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庞大的农军配合下,将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两万多人的军队如果马上予以严格训练,同时对农军再加以适当训练,对朱德来说,至少可以应对蒋介石一、两轮的大军压进,争取到运动整个湖南省进行暴动的时间。由于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真切体会和了解中共革命的恐怖程度,在那个连真正的土匪都要打出一面革命旗帜的“革命”时代,如果中共不实行激进的恐怖政策,可以得到的呼应和支持不会少,那么,朱德就真正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

但是,朱德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愿望,而且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创痛,最后不得不带着一万多军队跑到没有几个人的毛泽东那里去。一切的被破坏,都是由于中共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烧杀。

湘南暴动之后,迟钝的瞿秋白中央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其中的前景,一帮人没有作出及时反应,正全身心为赴莫斯科开“六大”做准备,头脑里装的都是勾心斗角的东西。这样,暴动中的湘南几乎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党、政、军领导核心。朱德与地方党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协助、配合,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湖南省的地方党显然不愿意让朱德成为最高领袖,不愿意增加朱德的权力,在一系列的建制部队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及时确立朱德对各部的领导地位,没有把部队整编为军建制,这样,虽然朱德可以节制其它部队,但并没有法定的权力,所依赖的仅仅是他的第一师最正规、最有战斗力和个人威望,以及他在这些部队领导层所安插的亲信。朱德既不能绝对调动其它部队,更无法对他们进行及时训练和整编,也无法进行战略安排,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无论是在军队还是中共党内,朱德都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和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他的战略目标将得不到实现。

仅仅如此还不怕,当蒋介石的大军到来后,朱德可以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对付,在作战中对其它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并在作战中迫使湖南地方党承认和确认他的领袖地位,但最糟糕的事情是,这也无法做到了,因为,由于大烧杀,社会基础被彻底破坏和摧毁,失去了就地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湘南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与蒋介石派来的军队进行作战了。

由于中共进行的是阶级革命,因此也就注定了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运动之一。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是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这种消灭不仅仅是剥夺生产资料和财富,不仅仅是改造思想,特别是当在暴力革命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身问题。所谓的剥削阶级只要人身依然存在,也就会形成反抗、对抗和镇压中共革命的力量,这样,消灭他们的人身也就是阶级革命的自然选择。中共还远没有学会和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加之与愚昧、残暴的流民、流氓、土匪运动相结合,其恐怖程度也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中共的暴动还没有获得成功以前,中共也就没有机会实现这种恐怖。现在,湘南暴动的顺利实现终于可以使中共实现这种恐怖了,一时之间,在他们眼睛里的地主阶级和其它应该消灭的剥削阶级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都遭到了残酷的人身消灭,凡是没有逃跑掉的,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如果仅仅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由于人口比例毕竟不大,还算是一种有“限度”的恐怖。湘南暴动后的特点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湘南二十四县农民暴动总指挥、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佑魁竟然想出了大烧特烧的疯狂主意,由此而导致了涉及各阶级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大屠杀。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中共自己都几乎不愿意提起的“烈士”、反人类的刽子手,陈佑魁,1900生,湖南麻阳人,中学毕业后曾当教师、邮务员、图书馆管理员等,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青年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兼任秘书,1926年7月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部长,之后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不仅下令彻底镇压(也即杀掉)所谓的反革命,而且要大批地烧房子。龚楚回忆说是“任意杀人,到处放火”。

中共将领中晚年比较愿意说实话的黄克诚回忆道:“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个严重。耒阳实际上是整座城彻底烧光了,以至于朱德只能无奈地带着他的部队住到了城外荒野中。

这样做的原因,当然跟瞿秋白中央的激进主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根源于中共阶级革命的本质。陈佑魁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比明末张献忠“七杀碑”更恐怖的口号:“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张献忠毕竟还找了个“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道理,这位中共地方要员的口号则是连道理也不讲了。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竟然是陈佑魁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的一个军事主张,他异想天开地要让蒋介石大军压进后没有房子住。黄克诚回忆说:“以陈佑魁同志为首的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左’得很。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龚楚回忆说:“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同志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要烧绝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他说:“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龚楚苦闷,朱德更苦闷。虽然陈佑魁这个反人类分子不能指挥朱德,但朱德也不能指挥他,对他的所有行为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对朱德来说,他的所有战术的一个最重要基础,就是必须要跟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在通讯和侦察手段非常不发达的时代,这不仅是一个解决后勤和伤员的问题,而且也是情报优势和运动优势。朱德的战术在精神上来源于《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战术原则最重要的两条是秘密、突然,一当失去群众基础,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秘密、突然也就根本无法实施。陈佑魁的大杀大烧,已经意味着朱德为湘南暴动所作的努力泡汤了。朱德后来隐晦地说:“如果路线政策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现在朱德所能够做的,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官兵做救火队,尽量劝说少杀一点,少烧一点。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任何朱德本人和他的部队参与烧杀的言论和材料,而是肯定了朱德和他的部队进行了阻止和反对。

但是,朱德还是被卷进了大烧杀。由于大烧大杀,特别是大烧,已经不再是局限在所谓的“地主阶级”范围,而且也涉及到了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因此,就引起了大量暴力反抗。这些暴力反抗一当发生并具有规模,就不是陈佑魁所能够对付的,这样,朱德就不得不使用他的部队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陈佑魁对人民大烧大杀,引起人民反抗,朱德则不得不从同是中共阵营的立场,再镇压反抗者。这是朱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意外结果。

朱德虽然反对陈佑魁,但终究是属于同一个中共,处于同一条战线当中,如果不镇压反抗行为,不只是陈佑魁的失败,而且也成了中共的失败。事实上,当人们进行反抗的时候,也不会把朱德与陈佑魁区别开来,反抗者实施暴力的时候,不仅是杀地方党,而且也是将朱德手下在场的官兵一起杀掉的。黄克诚回忆说:“这种烧房子的办法使农民大为不满,有些起义农民在反动地主的策动下,开始‘反水’。特别是烧公路两侧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子,更是直接损害农民利益,大大遭到农民的反对。郴县县委动员农民烧房子,农民不干,反动地主乘机煽动,一些起义农民就撕下红袖章,换上白袖章‘反水’了。郴县‘反水’农民跟着地主武装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同志,还杀了县里其他一些负责人。陈毅同志就回到郴县去镇压反革命,并留在郴县主持县委工作。永兴县油麻圩、马田圩都有农民打起白旗‘反水’,县委只好派尹子韶同志带领县警卫团主力出去镇压。不久,邻近永兴的桂阳县苏维埃区里的农民也‘反水’了,他们求助于永兴,尹子韶就又带队伍去支援桂阳。朱德同志曾留了一个主力排在永兴,这时也和尹子韶一起行动。”黄克诚回忆中所说的所谓地主煽动、地主武装,并没有什么依据,任何关于湘南暴动的会议和研究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反水”完全就是农民正义的反抗。夏明震的被杀,是他召集农民开会,宣布要烧掉郴州县城,愤怒的农民就暴动起来,当场杀掉了夏明震,最后,这些为了保护县城的农民被具体执行镇压的陈毅杀掉了,虽然陈毅在群众大会上也痛苦地向农民表示赔罪。在湘南经过广泛的暴动之后,经过“杀绝地主”的运动,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和地主武装?中共永远是允许自己可以犯“错误”,而不允许别人反抗的政党。

(摘自顾则徐著《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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