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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城 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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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书告诉我:1948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前几天,两位因失地上访十多年的访民求助我拍视频上网,好让当地及中央知道他们的冤情。我问他们,你们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你们解决吗?他们说,当然啦,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主的……我不禁感慨,从六十八年前到现在,长春的围城,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偌大的红色中国,就是一个无形的“卡子”,就是一个老百姓苟活以挣扎但逃不出去的围城啊。

有一次,我和杜斌经过北京永定河边的一个小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高兴地把他拉住了,这是一位杜斌以前采访过的一个访民。老汉把我们拉到桥边的“家”:一个挂满锅碗瓢盆和被褥的“房车”,这是他用板车改装的,为了能在北京长期上访。老汉想找出新的上访材料给杜斌看看……后来杜斌对我说:“我很伤心,除了拍照外,你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什么问题。”他还讲到,十几年来,看到、听到的事情越来越糟糕,对他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心也越来越硬了”。

2016年,我和杜斌合作,一起拍摄一对夫妇。对着摄像机说话的女人一边哭一边讲述:由于其丈夫被劳教、监控,这么多年她受牵连,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她不得不与丈夫办离婚手续以求得安宁……我忽然瞥到,一条白亮亮的线,从杜斌脸上垂下来,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泪呢。因为他手持摄像机挪不开手,顾不上擦,流泪、鼻涕竟然垂流下几寸长……这就是杜斌。

我知道这些年杜斌一直在收集关于长春围城的资料,相关档案史料被封锁,百度上能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所以他一般都是翻墙或者去旧书店淘。

每次见他,他的话题经常就是找资料,谈起他在哪里又买了什么书,又发现围城的什么细节了等等,每找到新的资料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是如此沉浸在这本书里,如果你不忍心打断他,他就会一直说下去,没完没了……他已经是几天都没有和人说过话了!

有一次他在旧书店发现了一张老报纸,卖三百块钱,他觉得太贵,不舍得钱,他讲过这事。因为2012年中共政府就不给他工作许可了,他也就不能继续给《纽约时报》做摄影师,所以经济上很惨淡的。

“不得不佩服1949年《纽约时报》社论的远见:‘国共内战,……中国最老的敌人是饥饿,和最新的敌人共产主义已经会师了……’”

同杜斌其它的书相比,《长春饿殍战》这本书的封面没有以前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了,大红调子里多了一些暗红,文字叙述也少了很多抒情。它不是那种精彩纷呈、适合大众轻松阅读的畅销书。

书中史料杂陈,国共两军的机密电文与作战会议的秘密讲话、官方公开与内部的出版物、军方的阵中日志与内部数据、报刊的新闻报导等等,都按时间顺序罗列一起。

据书中征引的史料(引文出处从略):

长春围城“这一胜利的全部过程,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思想的英明正确”,“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没发一枪一弹”,“这是我国第一个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是“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范例”。

1988年9月,在中共庆祝夺取长春胜利四十周年时,东北沈阳军区公开历史的回答是:当时长春人民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军在长春奉行的杀民养军政策,是导致长春市民大批死于饥饿的根本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罪魁祸首是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应该痛恨的,是亲手炮制杀民养军政策的蒋介石!

而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长春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大批百姓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无法逃生。

“长春之战的可耻之处就在于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当时的独立媒体《大公报》称之“可耻的长春之战”。

杜斌以编日体的方式,以幸存者的口述及国共两军双方的见证文字,展示了内战的整个过程。如果你自己去仔细看,去仔细思考,那些宏大历史叙事中被忽略的细微之处,就会使你震撼。

书中指出,林彪的部队围困长春其实从1947年11月4日就开始了,当时虽然未将长春城都围死,但切断了小丰满水电站通往长春城的电,炸掉了煤矿,百姓也弄不到木柴,到冬天,冻死、自杀者众;到了1948年的4月18日,林彪才报告毛泽东要采取死死围困的行动。

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自6月25日起,共军正式开始对长春封锁围困。

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

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守军疏散长春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但出城遭到了中共军队的阻挠。

《罗荣桓48年围困长春报告:不让饥民出城》一文披露,“成群饥民为了逃命,曾跪在共军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岗哨前上吊的。”

幸存者及见证者回忆:

有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当时城里传闻,有一名共军的连长,因为看到不准放人的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而自杀身亡。……

……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长春党、政、军负责人郑洞国将军,在撰文反思长春饿殍战时称,长春的“尸横遍地”令他“心惊肉跳”,每每追忆时都“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翻摄自杜斌《长春饿殍战》)

……睡在尸骨上,身旁还有探出地面的死人手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死尸和难民,附近是啃着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用一枚金戒指只能换到一个小小的窝头,……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每斤人肉卖价250万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种。许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对被困在长春城里的人来说,他们像城外的共军一样急切地盼望着共军能早日打进来。……只有八路军打进来才能有粮食。

……“解放军什么时候来救救我们呵?”其中一人立即跪倒在香案面前磕头祷告。……这张黄纸所敬的是菩萨,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对年老的夫妇一同向我跪下来,哀求着说:“同志,来救命呀,我们四个孩子统统饿死了,解放军再不来,我们就得死完。”

1948年11月11日,在长春城内,中共举行盛大的围城部队入城仪式,庆祝长春解放暨东北全境解放大会。八万群众高声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

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的老百姓领到黄灿灿的小米,人人笑逐颜开,他们说:“如果长春再晚解放几天,我们都得饿死,还是共产党好!”

……每当难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流下泪来,感激救命恩人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在中共军队内部史料里,还可以看到中共宣传的力度:

……政治委员肖华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开展市民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

……在百姓饥寒交迫的时候,我围城部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那个小家伙的姐姐追上来,到我跟前就跪下了,双手拜起一直说:“谢谢解放军,谢谢解放军救了我弟弟,我们永远忘不了您!”我迅速把姑娘扶起来,说:“不用谢了,这是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要谢你就谢共产党、毛主席。”

不仅幸存者需要知道是谁给他们饭吃并拯救了他们,甚至连警察也要接受革命洗脑。……“(干校)主要是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和公安专业教育。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上难免存在一些胡(糊)涂认识,主要表现是:对国共两党内战的责任问题、长春被困饿殍遍野的责任问题以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等问题。通过学习,使学员逐步搞清了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发动的内战,共产党是被迫还击,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长春被困饿死不少人,是国民党杀民养军反革命政策造成的。”

……从切身经验中,东北人民已经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东北人民真正的救星,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给东北人民以民主自由与幸福,才能引导东北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后胜利。

…………

虽然杜斌有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每段文字都有依据,每句引语都有出处”,“不去改变其语境,更不进行转述,而是直接摘引,让文字自己去述说”,但在压抑的、有节制的叙述里,你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对人间饿殍的哀叹与悲悯。

而且我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948年的中共长春围城,确实是“有组织的饥饿计划”,饥饿是“现代的、隐形的”、“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还有,我这个曾经被大陆历史教育洗脑,从小就把美国看成“美帝”的“好学生”,不得不佩服1949年《纽约时报》社论的远见:“国共内战,……中国最老的敌人是饥饿,和最新的敌人共产主义已经会师了……”

“没有历史书告诉我:1948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

我就是一个长春人,在长春出生、长大。长春人民广场的苏联英雄纪念碑,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列队纪念的地方,但没有历史书告诉我:当年苏联红军在长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48年饿毙长春人最多的地方是洪熙街,就是现在热闹繁华的红旗街,小时候过年,我们全家人都会去那里买年货。

但没有历史书告诉我:这地方是当年中共封锁百姓出城的“卡子”,“饿殍堆成了几座山”;也没有历史书告诉我:1948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哪个国家哪个政党都是这样。政治的斗争就是残酷啊,老百姓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很多长春朋友、父辈现在都这么认为。

中共围困长春,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数字众说纷纭,中共称难民死亡人数在8万至15万之间,国民党称饿死了65万,有数据表明,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朋友圈都在高调转发着对日本人的愤慨,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去质疑这场战争:到底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中共党史、战史里?这场饿毙数十万百姓的战争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

“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你试图了解真相、说出真相并表达你的态度时,你就有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当然,我深刻地理解,任何事情,如果想要得出一种正常、符合人性与普世价值的判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是非常艰难的。

首先是必须尽可能占有大量完整的信息:官方的、非官方的、民间的、对立方的、公开的、不能公开的、不被屏蔽的,翻墙才能看到的信息等等,这个就非常不易了;还需要一个说真话不受惩戒、自由表达不受打压的社会,而一个没有利益诱惑、没有威逼恐吓的环境,是让人讲真话的基本保障。

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你试图了解真相,说出真相并表达你的态度时,你就有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1989年大陆出版了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其中“说到359旅进东北打内战,一路经费就是靠鸦片”。而且,内容也涉及了长春围城话题。后来《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称:“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无需法律程序,(责任编辑)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刘家驹,《〈雪白血红〉蒙难记》,《炎黄春秋》2015年10月号)后来此书在大陆被禁,只能辗转在香港出版。

日本幸存者远藤誉女士的《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也因为讲述长春围城那段历史,在中国被出版社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我注意到杜斌的这本《长春饿殍战》,出版社是台湾的白象,书皮上写着:不需出版社审核,人人都能出自己的书。

龙应台曾采访过一位长春围城的幸存者,后来记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里。书出版后,这位幸存者撰文,称接受龙应台的采访为其带来麻烦,他写了情况说明给长春文史办备案,不断表白他对长春围城的“认识”,最后终于使自己的结论再次符合了中共的口径:围城饿死人的罪责都在国民党。(文史季刊《往事》创刊号,2014,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内部资料)

据说日本幸存者远藤誉女士在回日本前,竟然也遭中共的洗脑和批斗,现在想想这一点都不奇怪了。

去年在北京南站,一位上访者拿出包里随身携带的五星红旗,披在身上,希望我为她拍照,曝光她的冤情。我问她为什么披国旗照相呢?她说:我相信党、相信政府,他们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事后,她给我打电话,因为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她所有照片全部删掉。

前几天,两位因失地上访十多年的访民求助我拍视频上网,好让当地及中央知道他们的冤情。我问他们,你们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你们解决吗?他们说,当然啦,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主的……

能说什么呢?我不禁感慨,从六十八年前到现在,长春的围城,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偌大的红色中国,就是一个无形的“卡子”,就是一个老百姓苟活以挣扎但逃不出去的围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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