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有了很多奇葩的情节：阿根廷在小组循环赛最后一场对阵表现抢眼的秘鲁队，当时的情况是阿根廷与老对手巴西在争抢出线名额，而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巴西以3-1拿下波兰。从理论上说，阿根廷要在秘鲁身上取得一场净胜4球以上，才能力压老对手巴西晋级。
结果是，阿根廷最终用一场不可思议的6-0挺进了决赛，并最终捧杯。
而且这场比赛打的非常诡异，上半场结束时，秘鲁仅以0-2落后，正当大家都相信秘鲁人将在他们头号球星贝拉斯克斯带领下绝地反击的时候，他们的王牌却被换下场了。
数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贝拉斯克斯坦言：“当时秘鲁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要输掉这场比赛”。
另有报道称，魏地拉政府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早就跟秘鲁人达成了秘密协议：阿根廷将动用国库资金对秘鲁国家和球员进行巨额的物质补偿，此外，由于都是军政府，魏地拉还愿意担任“脏手套”，允许秘鲁将一批政治犯带到阿根廷，让他们在阿根廷人间蒸发。
所以，足球对阿根廷人来说是什么？它跟马岛战争一样，是军政府打给民众的一针安慰剂。早在马拉多纳迷上毒品，阿根廷人就已经对足球和极端民族主义成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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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体格强健的马拉多纳原本没必要迷上毒品一样，阿根廷人原本也没必要从足球和军事冒险中追寻慰藉。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阿根廷原本是一个富有、发达的“准欧洲列强”，由于得天独厚的畜牧业优势和冷链运输技术的发展，阿根廷成为了“欧洲肉库”，欧洲人餐桌上近一半牛肉来自这个国家。从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长超过6%，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段时期成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美好时代”。
那个时候的阿根廷，没有对足球如此痴迷，也没有对民族主义情绪近乎偏执的狂热。
然而，1929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打碎了阿根廷人的梦想。经此打击之后，阿根廷就宛如失去了舵的帆船，不停的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来回打转。
1946年贝隆将军走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的中心，从这一年起直至1974年，贝隆曾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成为对这个国家影响最深的人。这位将军面相和蔼、举止可亲，他那位美丽而著名的贝隆夫人更是享受极大的尊荣与爱戴，麦当娜还倾情为其演绎过“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
然而，备受赞誉以外，贝隆夫妇对阿根廷的影响却不敢恭维。阿根廷原本赖以立国的自由贸易在其任内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征收高关税，限制农产品出口，并建立起配套齐全但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这样搞，阿根廷的经济当然难有起色，于是贝隆选择大力推动公共福利事业去安抚民意，这其中，当然就有他心爱的足球。
在贝隆当政期间，阿根廷的职业足球进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场上座率一直排名世界第一第一。一个个爆满的球场变成了贝隆最佳的个人宣传舞台。
而且贝隆这个人支持足球的方式还特别有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家同城德比：博卡青年队与河床队之间，贝隆旗帜鲜明的支持博卡青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支球队来自不同城区：博卡青年队来自相对贫穷的平民区，而河床队则驻扎于富人区。
就这么一点简单的区别，也让贝隆看到了操弄民意的空间。
于是，一场场有类东罗马帝国时代“尼卡暴动”前的体育迷对决，开始频繁在阿根廷足球场上上演，百姓们将经济的萧条、生活的不满以及对不同阶层的偏见与仇恨发泄在了球场上，而贝隆夫妇，则宛如东罗马皇帝般注视着民众的欢呼与盲动，在其中操弄、稳固着自己政权。
阿根廷对足球的狂热，就是在这样的刻意操弄下发轫的。
然而，再精彩的比赛，终也有结束的时候。马拉多纳的去世，犹如一声终场哨，标志着阿根廷这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这个时代中，阿根廷人宛如球场上疯狂的球迷们，狂热的追逐着足球、民族主义，左右之争宛如对阵的两支球队般你争我抢，但所有参赛者和观战者却都忘记了，一个国家最应该的做的，不是参与或围观这种左右互搏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球赛，而是稳定、繁荣与发展。
一场足球赛只有90分钟，而阿根廷这场“球赛”，从1930年代至今，打了整整90年。而阿根廷付出的门票价格，是这个国家走向进一步繁荣的机遇。
该停下来了，马拉多纳是阿根廷人对往日荣光最后的那一针兴奋剂，他的离世，也许会让狂热的阿根廷人清醒一点，看清现实。
无论我们，还是阿根廷人，都不需要过度怀念这位球王，他的人生被过度符号化了，而这个符号属于那个必将逝去、也应该逝去的狂热时代。
愿球王走好，愿他所经历的狂热与迷乱，不在我们身边降临。
ps：有朋友问昨天的稿子能不能重发，不好意思，为了安全起见，以后被删的文就不发了，大家及时关注及时看及时转，随缘吧。
我自认写的稿子都很中正平和、有理有据，不知道是什么人，能从这样的稿子里也挑出黑点去举报，真的辛苦他们了。有这个精神头，去干点什么正经营生不能成事呢？
写稿真的不易，望大家多爱护，多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