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历史上看，为中共效命的党徒没有被中共整过的是少之又少，结局凄惨的是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替中共做了许多见不得光事情的特务，更是如此。本篇说说中共首任国安部长凌云的迷途。
1917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的凌云，原名吴沛霖，1938年加入中共，先后在山西新军教导第二师、山西青年军官教导团、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工作。应该是其表现突出，并得到了上级的信任，他在加入中共的第二年就得以到陕北公学学习，还担任校党总支委员，负责保卫工作，通俗说就是专门在内部抓“内奸”，抓“国民党特务”的。
据大陆《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的报导，凌云在1941年8月被调入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据将其调入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余海宇回忆，凌云很能干，文笔出众，头脑清楚，做事认真，凡是他经手的事都清晰明了，有条不紊。
中共中央社会部是1939年成立的，负责情报、反情报，即特务工作，算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最早的雏形，首个部长是一生作恶多端的康生。1949年，中共情报工作改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与公安部分工实施。1955年，中共组建中央调查部，1983年撤销，成立国家安全部。
颇有能力的凌云进入中央社会部很快得到了康生的赏识。中共党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凌云”乃是康生给起的名字。既然深受康生器重，凌云不管是否情愿，都走在了助纣为虐的道路上。
在康生帮助毛在1942年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康生借机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炮制了一大批冤案，将延安变成了一片红色恐怖中，凌云绝不可能一尘不染，甚至积极参与其中，抓出了一个又一个潜藏的所谓“内奸”。不知在夜深人静时，凌云是否有过些许的恐惧？
延安整风后，积怨甚多的康生在毛的保护下并未受到清算，并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开始失势，1947年转任山东省委书记等，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康生点名让凌云随团担任自己的贴身秘书。
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期间，康生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人对其产生憎恶。当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康生的所为，身为其秘书的凌云不可能不知晓，而深得信任的他又参与了多少呢？难道没有背负罪责？
1949年中共建政前，康生被毛委任为山东局书记、华东局副书记。因不满这样的安排，康生开始撂挑子养病，并休养至1956年。而凌云只在济南公安局干了两年多，就被调往北京。
1952年4月，凌云四十年代初在中央社会部的顶头上司，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保局（一局）局长陈龙的健康恶化，在其提议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将凌云调到公安部，任政保局局长，算是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
作为公安部最重要的一局的局长和部里的“红人”，凌云参与了公安部很多大案要案的办理。首个案件是广州的“二陈案”以及由此引出的“梁侠中统特务集团”。“二陈案”说的是原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认定在广州市清匪反特和镇反工作中存在右倾偏向而被撤职逮捕，受此案牵连，广州又逮捕了“梁侠特务集团”案共263人。尽管具体办案人经过审理得出结论，认为“梁侠中统特务集团”一案没有根据，应予否定，但在罗瑞卿的“此案不能动摇”的批示下，凌云转批称“审不出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审讯工作的无能”，由此许多人屈打成招。
此后，凌云经手的最重要的大案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得平反的“饶潘扬内奸集团”，而这是毛刻意炮制的一起冤案。
1955年，在批判胡风思想的同时，毛在清洗完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后，为了进一步消灭党内异见者，于当年7月，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或“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运动。7月16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先后被捕，两人都被认定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就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凌云具体负责“扬帆专案组”。
潘、扬被捕后，经过了长达8至10年的“预审”囚禁后，1963年，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徒刑，文革中再次被捕入狱，直至1982年8月才得平反。扬帆则被判刑16年，前后关押24年。另据统计，“潘扬案”所涉及到的人员达千人之多，直接被捕者就有830人，受党纪处分者也有100余人。
事实上，潘、扬被捕的真实原因是毛为了掩盖中共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并进行秘密谈判的见不得光的历史。因为抗战后期，正是二人代表毛秘密与日军接洽谈判。
此外，关于扬帆案，凌云曾在怀念自己社会部老上级的文章中刻意强调是江青定下的调子，原因是他曾是当年在上海的蓝苹，也就是日后的江青的间接上级。这倒也符合江青对于了解自己经历、睚眦必报的性格。
毛发动“反右”运动后，凌云于1961年兼任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65年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文革开始后，如同其它国家机关一样，公安部也被“砸烂”，并被指责有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1966年6月5日，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徐子荣，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复之、凌云，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等人被先后宣布边工作边审查。8月后，调沈阳军区副政委李震、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等人前来领导公安部的文革，接着又调来41名军队干部对公安部实施没宣布军管的“军管”。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徐子荣撤职审查，刘复之、凌云、尹肇之停职反省。公安部领导几乎全部被停止工作。
1968年2月，公安部225名干部、职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45人被逮捕入狱，其中包括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及17位局长、副局长。不无讽刺的是，此时的凌云与扬帆成为了狱友，而这都是拜中共所赐。
不过，凌云认为自己进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要归因于康生。他回忆早在康生在山东进行土改工作期间，自己就可能得罪了自己的上司。当时，康生老婆曹轶欧认为渤海区党委秘书长彭瑞林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国民党分子”，要凌云查究她的“政治问题”，但凌云经了解情况后，没有理会。
1949年，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的曹轶欧又认为自己在山东分局内遭到严密监视，分局领导们要凌云对曹做疏解工作，但凌云不但没有疏解成功，反而得罪了对方，成为与康生断交的开始。他后来表示：“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
1952年，凌云和陈龙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康生，但被曹轶欧挡了回去。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爆发时，康生给中央写信，说他原来的秘书沙陶和凌云都是被饶漱石收买的“反党分子”。材料转到公安部，罗瑞卿没有理会。
文革时，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说凌云是“叛徒”“特务”，并炮制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康生与凌云的恩怨真相到底如何，由于当事人都已死去，已经无法确切知晓了。
文革后期，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后，扬帆及公安部的高官们被从秦城监狱放出。随后，扬帆被转送进劳改农场。他在狱中的精神本已濒临崩溃，眼睛也看不见，浑身是病，几度病危。到了农场，他经常自言自语，甚至两度冲出屋去，跳入河中，所幸被当地农民救起。而凌云则被恢复了副部长职务，继续兼任一局局长。
因为凌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因此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他被任命为安全工作小组副组长(组长由一名副总理亲任)，并得到了邓的赏识。1983年国家安全部成立后，邓亲自拍板，让凌云出任首任部长和党组书记。
然而让凌云没想到的是，他的部长职位刚做了两年，就发生了其下属司长俞强声、也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哥哥的投奔美国事件，并最终导致中共潜伏在美国中情局40多年的最高级别间谍金无怠的被逮捕。
俞强声的投美，给中共不小的打击，也让邓对凌云非常不满，邓亲自下令对凌云“免去党内外职务，严格审查”。虽然最终结论是“用人失察”，但其仕途也戛然而止了。自此，他不再担任中共的任何职务，包括荣誉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类，也不能以探亲、旅游等任何名义出国，直至他2018年死去。
凌云追随中共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而这不过是咎由自取，因为他选择的正是歧途。
参考资料：《沉默的首任国安部长凌云：永远像没事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