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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 “国内大循环”就畅不了

—“国内大循环”不畅 难打破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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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体;虽然它们内部之间有争夺、搏杀,但整体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制造了中国经济严重畸形的现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障碍。

2020中国经济回顾之五

图为习近平

2020年中共提出的经济政策中,最突出的当属“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是,“国内大循环”不畅的现实,却是习当局无法回避的。而“国内大循环”不畅背后的利益固化格局,就习这几年的施政风格来看,是难以打破的;笔者所说的中国经济四大问题,这是其中之一。

“国内大循环”不畅的现实,习近平、李克强都是心知肚明的。例如,9月9日,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消费堵点”,称“要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更大释放内需,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同日,习近平主持财经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也谈堵点。“堵点”之外,党媒也还有“断点”一词。堵点和断点无处不在,“国内大循环”如何畅通得起来?

笔者在“‘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胜利的持久战”一文中,给出了“国内大循环”是“一个幻梦”的五点理由:“诸侯经济”问题;全球产业链重组,“去中共化”无可避免;对外科技依赖;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中国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这里不再重复。本文简要讨论“国内大循环”不畅背后的利益固化问题。

本文把“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分为四类,各自背后的利益固化格局是不同的,破除起来,难度迥异。

第一类,个别性、技术性堵点、断点。举个例子。全国许多地方都能见到“断头路”,不仅给交通带来了堵点,也成了当地市民心中的痛点。“断头路”本身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为什么普遍存在?都是形形色色的利益搅在一起,有人浑水摸鱼,小病拖成顽疾。所以,当看到诸如“2020年度深圳市政府民生实事提出‘打通15条断头路’的任务目标”,“西安计划2021年4月前打通58条断头路2019年打通了几条”这类新闻,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

中共搞拆迁,那可是雷厉风行,效率特高,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怎么到解决“断头路”这类问题时,就婆婆妈妈、优柔寡断、左顾右盼了呢?一句话,既得利益在做怪。举一反三,“国内大循环”之不畅,在微观层面,这类堵点、断点之多,既得利益者的千勾百结,也就无需多说了。

第二类,历史性堵点。中共搞跛足改革,经济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更强了,攫取的经济资源、利益更多了(例如,许多年里GDP的增速赶不上税收增速)。中共政权成为最大获利者,把老百姓抛进权贵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的泥淖来,对老百姓的历史欠账都不管、不给补偿,任老百姓自生自灭,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历史性窟窿,最终转化为一个个堵点。

举个例子:养老金问题。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共建立了一个畸形的社保体系:五险一金合在一起将近是40%的缴费率,缴费水平如此之高,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即使这样,养老金也不够用(2019年4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养老金坐吃山空,2035年后耗尽累计结余);而且,统筹级别低,确定的2020年目标也只是全面完成省级统筹。

2020年11月1日起,社保转由税务局征收(之前是人社部门)。有体制内知名专家建议:趁着已消除了原来几十万管理缴费的机构、队伍的既得利益阻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向前推进基本养老金提升为全社会(全国)统筹,这是说了十多年的改革任务。但是,中共内部充满各种各样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借口,不知为什么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第三类,结构性堵点、断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联结起经济循环总过程,这四个环节都存在结构性梗阻,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供给侧转型升级落后于国内需求侧升级换代;资金过多流向非生产环节和部门,一方面导致金融业资金空转、房地产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发展困难;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这些就使中共吹嘘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成为一个大气球,往天上飞去,落不了地,这个气球还随时都可能爆炸。

结构性堵点、断点,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是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习当局喊要打“持久战”,也是深知其难的。但是,这些结构性堵点、断点,是与中共的这个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是各类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体现出相当强的利益刚性,不可能就事论事式的通过个案方式解决,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整体性解决(结构性解决与体制性解决相结合)。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早就无效了,反而成了拖累。习近平对此也不是没有感觉,提出了“顶层设计”的说法,但就是不敢向“整体性解决”方向迈步。

第四类,体制性堵点、断点。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这里仅举两位大陆学者的观点,供大家参考。第一位是北大教授周其仁,他认为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改革急剧降低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但是,中国的体制成本先降后升。他在“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一文中,作了如下列举:一、法定成本上升:企业负担加重;二、市场准入成本:要从体制上解决;三、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价格机制不能靠规划;四、移动、退出的成本:企业要研究的战略问题;五、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条规定,拖累全局。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格局中来看,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弱于印度、越南等国,但又尚未形成真正大规模的创新力量,亟须突围。

第二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赵建,他在“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一文中指出,如果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彻底,权力的触角与市场、资本纠缠不清,那么就会形成普遍化的寻租,也就是权力的变现和资本化。如果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异化为寻租资本(包括靠行政垄断获取利润的资本)和投机资本(比如炒房,炒药材,炒刚需物资),那么将会为经济循环制造越来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有外循环加持的情况下,这些成本可以被开放体系消解,那么在内循环为主的体系下,这些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经济能不能稳态循环的大敌。长期来看,这种寻租模式会使经济慢慢走向崩溃。

通观以上“国内大循环”的四类堵点、断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共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集团,它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人员,垄断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核心资源(并不仅限于经济资源),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体;虽然它们内部之间有争夺、搏杀,但整体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制造了中国经济严重畸形的现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障碍。

习当局如果真想畅通“国内大循环”,那就真得革中共的命了。如果没有这种胆识和谋略,“国内大循环”就只能是个梦幻了。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DJY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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