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大学西门
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被当代中国著名学术大师陈寅恪叹赏为“思路周详，文理缜密”，“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的汪篯教授，在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时年50岁。
文革狂风吹进北大校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中共掀起一股新的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浪潮。一些还保留了一点点传统治学理念的历史学家，成为被猛烈攻击的对象。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报这张大字报。当晚，中共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校。6月4日，新北京市委负责人到北大宣布：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工作组指责原北大领导为“反革命黑帮”，号召学生“揭发”、“斗争”原来的校领导和一些系领导。
汪篯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副主任，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历史系的学生把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他家的门上。大字报脱落在地，并且破碎了。有人说，汪篯看到大字报非常生气，把大字报撕下来了。汪篯的学生批判他撕毁大字报，是对抗和破坏文革。汪篯不承认他撕了大字报。当时执掌北大的“工作组”责令卧病在床的汪篯，照原样把大字报修补好，并重新贴好。汪篯作了工作组要他做的事后，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服下大剂量“敌敌畏”。
汪篯曾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
汪篯，1916年生于江苏扬州。1934年秋，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当年清华大学300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学成绩总分名列第二，且数学独得满分100分。1939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为陈寅恪教授，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1947年6月，他辗转来到北平，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完成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主要在清华大学协助他的双目失明的老师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吃住都在陈寅恪家。
陈寅恪的学问有多高？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评价是：“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先生又是怎么评价汪篯的呢？1948年5月17日，陈寅恪在致北大历史学家郑天挺的信中写道：“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能得到陈寅恪如此高的评价的人，那就不是一般的才子了，而是将来可以成大家、担大任的栋梁之才了。
汪篯被陈寅恪逐出师门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便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汪篯受时代大潮挟裹，跟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寄予希望。1950年2月，汪篯加入中共；1951年冬到1953年底，在马列学院二部学习了两年，由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逐渐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属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由陈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了让在广州任教的陈寅恪北上，有关方面先后派遣陈寅恪的老友李四光等人多次劝驾，都被婉拒。1953年12月1日，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陈寅恪家中，劝说他接受委任。
陈寅恪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的任职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牵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便是日后学术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当然，对于陈寅恪所提条件，中共肯定不会答应了。陈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汪篯残存一些陈寅恪的影响
汪篯自告奋勇南下广州做的事，却以失败而告终，肯定在他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毕竟，陈寅恪是海内外景仰、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居然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学生。而他们师生当时最大的分歧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
此后，汪篯虽然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他的历史研究，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陈寅恪倡导的治学方法。1964年前，他招了几届隋唐史研究生。他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练好基本功。他很反对有些人典章制度没有弄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没有搞清楚，就写文章。在历史事实的考据上，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辈学习。他撰写的《隋代户数的增长》、《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等论文，考订扎实，逻辑缜密，即使今天读来，仍足当古代史研究之典范。
汪篯还接受出版社委托，审阅了不少文稿。他对沈起炜着《隋唐史话》不仅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而且核对了所有材料。对《辞海》隋唐职官部分的条目，他也根据《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逐条进行研究，全部改写一遍。对《魏徵传》的译文和注释稿也遵照中华书局的要求，按时完成了的审阅，并为再版的《魏徵传》撰写了《魏徵年表》。
他本来还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关于均田制、唐太宗、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华书局委托的《贞观政要注释》和《唐六典校注》的审校工作，可惜都没有能够完成。
汪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崩溃
然而，随着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念“阶级斗争”的金箍咒，整个中国历史，都变成了“阶级斗争史”，变成了为中共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1958年，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所谓的“史学革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都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1963年，毛泽东发动第二次所谓的“史学革命”，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1965年11月，毛泽东支持姚文元等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写《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等受到猛烈批判。
所有这些都对汪篯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强烈冲击。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汪篯因反对浮夸学风受到批判，不仅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而且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1966年3月16日，汪篯受邀参加《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关于“让步政策”问题座谈会。但在7天后，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他1953年写的《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给他当头一棒。1966年5月，被毛泽东斥责为“阎王殿”的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汪篯曾参加陆定一策划出版的《魏徵传》的审阅工作。陆定一被打倒，汪篯顿感大祸将临头。从1950年加入中共，到1966年历史学界发生的一切，与他曾经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想当年，他跟陈寅恪先生做研究，那是在最高学术殿堂，享受最高品质的学术生活，师生关系，亦师亦友亦家人。现如今，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挨整，恩师陈寅恪最珍惜的学术自由已荡然无存。曾经，陈寅恪的弟子是下跪给老师请安的，现如今，他的学生居然把“深揭猛批”他的大字报，贴到他的家门口了。不仅如此，代表党组织的工作组竟然那样羞辱他。
汪篯以死做最后的抗争
汪篯可能渐渐明白，他的恩师陈寅恪当年为什么如此决绝的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彻底绝望，促使他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他只能以死来证明其师陈寅恪提出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了。
据说，汪篯死的很惨。没有稀释的杀虫剂敌敌畏毒性非常大。当毒性发作时，汪篯痛苦的高声狂叫，以头撞墙。等有人撬开了门进去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结语
汪篯曾经在中国最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过非常严格的学术熏陶。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他转向中国共产党，转向马克思主义，以为找到了一新的路。但是，从1950年中共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汪篯经历了中共不断迫害知识分子、不断毁灭传统文化、不断向极左转变。
汪篯1949年前和1949年后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身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在他的头脑中引发的矛盾、冲突、斗争，渐渐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是在努力紧跟形势，但是，怎么跟也跟不上，最后，他成了被批判、被侮辱、被蔑视的对象，以至于完全看不到出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士可杀，不可辱”。在内心的冲突不可排解之后，他只好一了百了。这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共同走过的路。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悲哀的一页。
根子在于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唯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决裂中共，中国知识分子才可能打破精神枷锁，走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