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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月坛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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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现在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

“泡病号”的日子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很快他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笑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他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难道人们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功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红,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红,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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