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宋朝是女性社会地位开始下降的时代，但考察历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指标来衡量、评判，比如女性的财产权、离婚的权利、改嫁的权利等等。
宋代家庭分家，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这部分财产，通常叫做“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因为法律与习惯法明确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甚至出现了女子为争家产将兄弟告上法庭的事情，“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庭府，以争嫁资”。
宋代有这样的风俗：两个家庭结成姻亲，在议婚、定亲的阶段，女方要给男方送“定帖”，除了写明出嫁的是第几个女儿，以及她的生辰年月日，还要“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此处具列的就是随嫁的奁产。富贵人家的奁产是非常惊人的，如理宗朝时，一位姓郑的太师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十一万贯、缔纲五千贯”；有个叫做虞艾的人，“娶陈氏，得妻家标拨田一百二十种，与之随嫁”；比较常见的奁产应该是十亩田上下。
奁产随出嫁的女子带入夫家，“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即法律规定，女子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并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实际上，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都归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来奉献给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奁产，往往会被当时的风俗所鄙视。以后假如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
宋人袁采观察到，丈夫“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意思是说，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为不愿意以后分家时被兄弟分去财产，便以妻子的名义添置产业，后来不幸去世了，妻子以这些产业是她所有为由，在改嫁时全都带走了。袁采讲这一社会现象，是为了忠告家人，千万不可干借妻名置产的蠢事。不过袁采的话恰好从侧面证明了：宋朝女性改嫁，是有权利带走属于她所有的财产的。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这一权利。一旦发生奁产纷纷、闹上法庭时，以前定亲时的“定帖”，妻子可以拿出来作为自己主张财产权的证明，这有点像现代的“婚前财产公证”。而在宋朝之后，女子就丧失了这种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了。
那么宋朝女子能不能够提出离婚呢？如果我们以为古代只有丈夫单方面的“休妻”，而没有双方都同意的离婚，那就想错了。古代也有离婚，法律上叫做“和离”。在宋代，在宋代，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以致宋人应俊感慨说：“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
来看几则宋代的离婚案例：庞元英《谈薮》记载：“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这是因夫妻感情不和（不相得）而离的婚。
李廌《师友谈记》记载：“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这是妻子因为丈夫长得丑、而且冷落了自己而提出离婚。
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赞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篓之甚。妻弃去适他人。”这是妻子嫌弃丈夫贫穷而主动离婚。
洪迈《夷坚志》记载：唐州有个叫王八郞的富商，在外面包了个二奶，嫌弃结发妻子。妻子“执夫袂，走诣县，县听仳离而中分其赀产。王欲取幼女，妻诉曰：‘夫无状，弃妇嬖倡，此女若随之，必流落矣。’县宰义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别村”。妻子拉着丈夫到公堂闹离婚，法官准离，并判妻子可分得一半家产，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思是说，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也有权利离婚；“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也有权利提出离婚。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女性离婚权的承认。
不过古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这不是某一个读书人写的“放妻书”，而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
说到宋朝的女性，许多人都会想起“缠足”。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缠足始于宋代，并被宋朝理学家推波助澜，从缠足可见宋朝妇女深受礼教压迫云云。但实际上，缠足并非发端于宋，唐朝时已经出现了缠足的风气，有诗为证：温庭筠《锦鞋赋》：“耀粲织女之束足”；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里轻云。”从唐至宋，缠足只是流行于上层贵妇和妓女群体的风尚，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缠足的。另外，宋人的缠足，指的是将女性足部缠得纤直一些，叫做“快上马”，并不是明清时代那种变态的“三寸金莲”。
缠足的兴起，也跟宋代理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在宋朝的理学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说：“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后唐刘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坚持不缠足。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也提出，“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缠足陋习的控诉。提出控诉的车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
大体来说，宋代的缠足风气，只是出于上层社会病态审美的产物，跟西欧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时尚差不多。到元代时，才出现了性别压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环记》称：“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里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但在宋代，妇女并不受禁锢。
（选自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