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是我的老领导。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我因为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此前，我曾长时间给13位退休的前中共政治局和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寄挂号信讲真相，其中之一就是刘丽英。
刘丽英曾参与过对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审判，跟江青打过3年交道。江青后来被判死缓，最后上吊自杀。文革中被割喉处死的张志新案的材料，就是经刘丽英之手，送交中纪委领导的。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文革中像张志新一样，被割喉处死的有30多人！
1979年1月中纪委恢复重建后，刘丽英调到中纪委工作。直到退休，在中纪委工作24年。曾参与查办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贪腐案等大案要案。李真后来被判死刑。李真案带出了程维高的第一任秘书吴庆伍。吴庆伍后来被判死缓。
到中纪委工作前，刘丽英一直在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工作。在十年文革中，刘丽英有三位亲人——她的父亲、母亲和丈夫都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提出“砸烂公、检、法”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担心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晚年的事在他的身上重演。斯大林死后不久，斯大林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批判。毛泽东担心他的身边也有赫鲁晓夫似的人物，整天疑神疑鬼。最后，锁定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的头号“政敌”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后来被当成“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整死。文革爆发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刘少奇是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委。
文革中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当时，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的中共政治局中，彭真是分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罗瑞卿是第一任公安部长，任职长达10年。
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事，是有人搞政变。能搞政变的人，一个掌握军权即“枪杆子”的人，一个是掌握政法即“刀把子”的人。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都曾是管“刀把子”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打倒这3个人，解除政变威胁，必须砸烂公、检、法。
1967年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他断言：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和县公安局的八成以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因为17年来毛泽东思想在公安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
如何砸烂公、检、法？毛泽东的办法是，用“枪杆子”整“刀把子”，派军队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从公安部到北京市公安局，再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都是如此。军管的结果是：公安部8个副部长中的7个，49个正副局长中的43个，166个正副处长中的63个，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各地(除西藏外)挨整的公安干警达34481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257人。
“我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重灾区’”
刘丽英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个普通城市贫民家庭。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对沈阳市公安局的接管工作。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十年文革中，刘丽英对一些造反派的胡作非为进行了抗争，结果，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刘丽英回忆说：“在这场浩劫中，辽宁省是全国的‘重灾区’，沈阳市公安局是辽宁省的‘重灾区’，我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重灾区’。”
沈阳市公安局被军管
1967年2月20日，沈阳市公安局被军管。1968年6月，军管会将全市公安机关4500多名警官集中起来，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大搞“逼、供、信”，拼凑出了一个所谓的76人“特务网”。先后有813名干警被揪斗，13人被整死，53被被打成伤残，384人受到各种处分和处理。公安局主要领导都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受到“军事监护”审查。
在1969年的“斗、批、改”运动中，军管会先将大批干警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之后，把他们扫地出门，2389名干警被赶出公安机关，到工厂当工人；430多名副科级和19级以上干警连同全家赶到农村插队落户。
刘丽英大声质问造反派
由于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从军队抽调到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办主任的压制，从1966年11月18日起，刘丽英接连贴了《到底是谁打击陷害谁》等3张大字报，揭发批判那位极左的文革办主任，得到许多干警的支持。不久，这个“文革办主任”及其所属的群众组织垮台。
但是，到了1967年2月6日，在全国“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这位“文革办主任”一派再次崛起，夺了沈阳市公安局领导的权，并发出第一号命令，称其对立的群众组织是“在一小撮反革命坏分子把持下的右派组织”。3月24日，刘丽英等6人被抓捕，次日，在大会上被批斗，之后，被关押58天。直到中央117号文件颁发后才被释放。然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遭受更残酷的迫害。
刘丽英的父亲被逼死了
造反派以查找“黑材料”为名，先后3次抄了刘丽英的家。他们还三天两头到家里威逼、追问她74岁的老父亲。一个造反派骨干横眉怒目地对她父亲高喊：“李文彬、刘丽英都是反革命，你要揭发、交代他们的罪行。”刘丽英的老父亲回答说：“我只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更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由于找不到造反派想要的所谓“黑材料”，他们经常到刘丽英家里威逼、折磨两位老人。
刘丽英和她的丈夫李文彬被关押在辽宁省丹东市通远堡的“学习班”之后，一直没回过家。她的老父亲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直担心女儿、女婿有个三长两短。她的老父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加上造反派接连不断的威逼、恐吓，终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含恨去世。
造反派在老人死后，才通知刘丽英说：“你父亲有病了，你回去看看吧。”只给了两天假，刘丽英被造反派押回沈阳。当时，刘丽英在“学习班”被审查、批斗半年多，以为病中的父亲在家里盼着她回来呢，走到家附近的一家商店时，还特地给父亲买了两斤蛋糕。
刚一进门，看见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刘丽英一下子扑到父亲的遗体上，抱着父亲的头，大哭起来。回想起文革以来家里的重重磨难，又听妹妹说了父亲的情况，真是悲痛欲绝。
刘丽英的丈夫被整死了
刘丽英的丈夫李文彬出身贫苦，从18岁起，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在公安机关工作，当过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文革开始后，李文彬被打成“走资派”，后在通远堡的“学习班”上，被诬陷为所谓“爆炸、暗杀”案的成员。李文彬性格倔犟，不是事实的东西，他宁死也不会承认。造反派便上去揪住他的脖领，按住他的头，逼他交代。在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的情况下，造反派一次又一次毒打李文彬，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臀部皮开肉绽，鲜血止不住的流，直到被打得站不起来为止。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文彬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在高烧40度的情况下，仍被批斗，被强迫下水田干活、抬木头等。1969年9月12日，李文彬的病情开始加重，高烧几天不退。造反派只给了几片头痛片，他吃了也不管用，病情越来越危急。直到这时，他们才在路上拦了一台拖拉机，把他拉到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锦州市医院。当刘丽英赶到锦州市医院时，李文彬已被转到传染病院。刘丽英急急忙忙找到传染病院时，李文彬已不省人事。1969年9月19日傍晚，李文彬停止了呼吸。
虽然刘丽英和李文彬被关在同一个“学习班”，同一所“干校”，被“专政”长达15个月之久，但是，造反派没让他们俩见过一次面，说过一句话，通过一次信，他就这样被迫害死了。看到李文彬身上的道道伤痕，被褥和衣服上的斑斑血迹，刘丽英泣不成声，泪水止不住的流。刘丽英动情地说：“我问苍天，苍天无语。我问大地，大地无声。他究竟有什么罪？犯了哪条法？”
刘丽英的母亲含恨而死
父亲死了，丈夫死了，刘丽英的厄运并没有到头。不久，刘丽英也病倒了。军管代表和造反派骨干在她床前宣布，只要她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表示同意，她和她的家人可以免于被赶到偏远农村插队的命运。但是，刘丽英说：我没有这些错误，我不能签字。不签字就走人。刘丽英被赶到乡下插队，她的母亲也跟着她到了农村，不久也含恨去世了。
摆脱“假、恶、斗”方可得新生
刘丽英一家人在文革中挨整的经历，是中共最高层残酷政治斗争的具体反映。十年文革结束至今已经44年了，中共残酷的政治斗争仍在持续。
邓小平当政时，搞掉了三任中共党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当政后，搞掉了杨尚昆、杨白冰、陈希同等“政治对手”，并以他的亲信——徐才厚、郭伯雄两位军委副主席，加上另一亲信——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架空时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然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习近平上台至今，也一直在斗、斗、斗，斗个不停。去年9月3日，习在中央党校讲话。新华社发表的通稿中，习谈到“斗争”达58次之多！
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理论源头——马列主义，其本质特征就是“假、恶、斗”，这个根本属性一直没有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最担心的是政法机关搞政变。2020年，习近平发动政法大清洗，也是担心政法机关搞政变。只要中共坚持马列主义，中共将一直这么你死我活地斗下去，直到最后彻底解体。
唯有正本清源，彻底抛弃从德国，从苏联，游荡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幽灵”，回归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刘丽英一家人文革中的悲剧重演。
2015年1月22日，我从北京飞抵美国，转眼将近6年过去了。隔着浩瀚的太平洋，遥望故国，遥望北京，看到中南海仍在一如既往地拚命内斗，心里很不是滋味。
唯愿我的老领导刘丽英，以及其他良知尚存的老领导，能够从中共文革内斗到今日内斗中，认清中共“假、恶、斗”的本质，从思想源头上，斩断与马列邪说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