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四清社教运动中，山西临猗县抓出了一个大典型，一个饲养员，他叫王传河。他喂牲口喂得好，官方宣传他精心喂养，牲口滚瓜溜圆。他一心为集体，把自家房子当了马房等等。
要说喂牲口，县里那时也不是数他好。但其他人不会宣讲，当典型，要会讲话，一般农民没个见识，人一多，就不会讲话了。王传河阅历广，知道需要说什么，应该说什么。那时都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干什么。王传河当然说自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喂牲口。他会说，讲坛一站几个小时不断头，很快，王传河就成了学习毛著的英模代表。《山西日报》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各种代表会议，王传河出头露脸。在山西，他当然比不上陈永贵、申纪兰等人，可在晋南，他的名字也是叫很响的。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向各级走资派夺权，临猗县也组成了夺权指挥部，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组织领导班子，王传河就成为农民代表，进了领导班子。他是县革委副主任，农代会主席。
这个时候，有一派群众翻出王传河的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他在中条山当过土匪。土匪打家劫舍，流窜作案，当地老百姓非常憎恨。王传河的土匪历史被抖落出来，当然很不光彩。按照当时审干的标准，这样的人当然没有条件进班子，做领导。但是，当时的地区县里主政人不这么看。作为农民代表，王传河有一定号召力。王传河既然已经效忠新班子，为我所用，地区和县里就千方百计遮掩王传河的过去，把历史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承认也罢，为当土匪辩解也罢，反正是要说明，王传河没有问题。
王传河的幸运，非常发人深思。这突出表现在，只要为我所用，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不是问题。权力会动用力量，强力包容王传河，强力为王传河洗雪，把王传河打扮成一个干干净净洁白无瑕的好人。当然，有一些小瑕疵，也会以瑕不掩瑜为由继续为王传河喝彩。
政治正确和个人品质，有联系也有区别。品德当然会影响政治抉择，但是一旦政治抉择方向明确，不论哪一面大旗之下，还是喜欢召唤品德高尚志向高洁的人士。相形之下，政治正确可以灿烂耀眼于一时，倒是个人品质更恒久更可靠一些。国共内战时期，尽管双方政治诉求不同，双方的队伍里，都不乏光明磊落忠心耿耿的志士。倒是那些反复无常，频繁投机，不断倒戈反水，一生反复转向似乎负负得正的人，很为人们鄙视。他们反复改换面孔，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治正确”是非常靠不住的。
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我们曾经多次批判过道德的“抽象继承论”。事后倒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了，道德确有它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党派的属性。道德的核心是善恶。不论哪个时代，总归还是忠诚、厚道、崇高、勇敢、克己、仁爱、勤劳、节俭、礼貌、谦逊、悲悯、同情、贞洁、自省等高尚品行为人们所推崇，而投机攀附，蝇营狗苟，奸诈怯懦，胁肩谄笑，巧言令色，吹牛撒谎，总归为人所不齿。休谟说：德性的本性，“它是心灵的一种令每一个考虑和静观它的人感到愉快和称许的品质。”如果分明众人冷眼相向，偏偏硬要说自己光荣美丽，这个，距离道德的普适性已经很远了。
一个人只要心里潜伏着恶心恶行，总会有一个时间引爆，从而导致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成为笑柄。王传河的土匪历史，上级死保住了。不久后大规模武斗爆发，晋南地区组织了跨区域的武斗队伍，围剿另一派群众。王传河担任了“晋南八县武装捍卫红色政权司令部”总司令。围剿、拷打这些场面，他并不陌生。暴力血腥，好勇斗狠种种匪气又一次沾上了他，终于毁了他。这一支武斗队伍打打杀杀，制造多起血案。“文革”结束以后追查，这当然是王传河人生履历的又一大污点。从此他蜗居乡下，再没被任用。
王传河晚年，在乡村郁郁而终。他的经历，令人叹息，也令人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