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是一场拌杂着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的运动
河北邯郸地区邱县，在文革中发生过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人间惨剧。据《邱县地方志》记载：1968年，河北省邱县“革命委员会”、“三代会（所谓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造反组织）”头头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抓国民党”大冤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
刘雷，是邱县抓“国民党”大案的“零号”受害者，他是原县中学校长，当时已经70多岁了。他是怎么被造反派盯上，被冤成“国民党”的呢？这要从1967年6月28号中共中央发出的“抓叛徒”通知说起。
7月，在邱县研究贯彻执行关于中央发出的“抓叛徒”通知会上，县“革委会”主任赵玉春让“革委会”常委、县邮电局副局长陈XX担任抓“叛徒”队长。
但是陈XX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生怕“抓叛徒”这把火一不小心会烧到自己头上。为了自保，他必须把火引向其他人。于是他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得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刘一心是邱县原来的县委书记，已调至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任党委书记。于好山是邱县原武装部长，已调任邯郸县武装部长。陈XX直接将火引至刘一心，是因为刘一心当县委书记时没有重用他，他一直怀恨在心。而陈XX心里也很清楚，赵玉春任县武装部副部长时，与部长于好山矛盾很大。而且当时刘一心似乎并没有支持赵玉春，赵玉春对刘一心也耿耿于怀。
因此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谓一举三得，既避免了自己陷入运动中去，又对刘一心泄了私愤，同时，打击于好山，拍了赵玉春的马屁。果然，赵玉春当即表态：“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这可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陷害，到哪里找突破口呢？材料组有人出主意说：本县民国时期的县志上记载，县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刘雷正是刘一心的父亲。
陈××借着这个由头，凭空捏造：“旧县志上的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于是材料组的人就根据这个基调，编了材料，材料里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委会”写信，要求把刘一心从省二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揪回邱县实行专政（于好山后被整死）。
在那个造假和放卫星盛行的年代，“破获邱县地下国民党组织”这颗卫星一旦发射成功，接踵而来的种种令人炫目的情景让他们想入非非：到时，县“革委会”成员马上会变成一颗颗耀眼的政治明星，甚至蹿升至北京，乘“直升机”登上各级领导岗位。这“美好”的远景让他们激动难耐，摩拳擦掌。
1968年1月，他们成立了邱县“三代会”，工人造反派头头焦学金任主任，惠志广任副主任。“三代会”做为全县抓“国民党”的发源地，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其后，邱县各村镇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4月15日，杀气腾腾的县“斗批改战斗队”成立了，这个“斗批改战斗队”其实就是“三代会”挂的另一块牌子，是“三代会”的原班人马。赵玉春在成立大会上明确表态：“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
4月17日，“三代会”拿刘雷开刀了，他们用数种酷刑折磨他，对他下了毒手，逼他就范。被打晕过去了，就用冷水泼醒，接着上刑。这位已是70多岁的老人，在严刑拷打之下，实在无力承受，只得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也按照“三代会”的要求“供”出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刘一心是由他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4月20日，惠志广向赵玉春汇报：“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有了这样的明示，噩运开始了。七十多岁的老人被酷刑折磨，能捱得过几天呢？交代材料还没写完，老人没扛过去就死了。他被打死后，赵玉春竟然丧心病狂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把这具国民党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于是，造反派在“三代会”屋内挖了地窖，将他的尸体存放在地窖里，浸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为了在假材料上按手印方便，他们又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到小瓶药水里，专门用来在编造的假材料上按“手印”用。
靠着酷刑折磨，造反派们拿到了刘雷的口供，但定罪所需的“人证”和“物证”到哪去找呢？邱县有两个人人皆知的真正的国民党员，“三代会”把他们抓来，勒令他们交代，充做“人证”。给这俩个人上的刑罚名曰“敌打敌”：将被审讯的两人分隔在里外两间屋，互不见面。每人各持一部手摇电话机，电话机的电线却紧紧缠绕到对方身上，摇动电话机时，对方便会感觉到令人麻木难忍的电流通便全身。造反派逼着两个人互相摇，让对方过电，不一会儿，被电得死去活来的两个人便按刑讯者的旨意写出了交代材料，承认他们加入国民党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
紧接着，惠志广等人开始对刘一心严刑逼供。他们连续七天七夜审讯刘一心，采用多种酷刑，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逼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最终违心地承认了，“供出”由他发展的10名“国民党”，有副书记、有部长、有局长……。
于是“三代会”立即行动，扩大“战果”，5月1日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刘一心供出的8个人(号称八大专案)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挖出了一个200多人的“国民党”集团。
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5月3日，“三代会”对被专政的人又进行了连续七天七夜的突审，名曰“追穷寇”，通过引供，一下子“咬”出“国民党”480人。
一场风暴开始了，人们形容抓邱县“国民党”的运动，是刮起了“十二级台风”，这场台风席卷本县、本省、全国、以至各大部委。造成了一个特大冤案，其“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亘古罕有”……
参考资料：
网文：《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