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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大道理凌驾常识 王国维和奥威尔早就说了 没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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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和管理只能由少数人去均去管,这样不均之事,不就立刻出现了吗?这段话根本就是常识。但当时没有什么人留意和讨论这番话。中外知识人都被“实现平等”这个乌托邦理想遮蔽了眼睛,堵塞了思维,不再考虑权力若得不到制衡的可怕,反而盲目相信苏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和善良愿望。直至1945年,西方才出现英国作家奥威尔关于“一切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观察。

旧日新华社副社长(相当现在的中联办副主任),跟我说过两件实事。

文革期间中国海关被红卫兵夺了权,话说香港有一个木匠回乡,过海关时红卫兵关员问他在香港做什么工作,他用蹩脚普通话说“斗木”,小姑娘听成“特务”,立刻把他扣留审问。

新华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70年动员了新界乡议局副主席张人龙往大陆访问,新华社派统战专员陪同。过海关时小姑娘关员问他在香港干什么,他说乡议局主席。关员立刻大声训斥:你怎么可以当主席?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要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就是阴谋。张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一旁的新华社随员极为尴尬。

做特务的,怎么会直接告诉关员他是特务?中国境外的地方,怎么可能像文革时大陆那样,主席这职衔只能由毛一人独占?这些违反常识的言行,在文革期间多如牛毛,在专权体制下,没有人敢说句常识性的话。

文革期间,人人都知道大道理,但都丢失了普通常识。大道理就是中国要带领世界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普通常识就是人有食色和睡眠的基本需要。那时的文艺作品不能讲男女爱情,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据说也回复毛时代对影视的爱情表现有所限制也)。那时我妻子在深圳教书,因为对学生爱护,文革时被红卫兵批判为“对学生进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连动物世界都有的“母爱”也成为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啦。

文革期间,人人都有大道德,但都丢失了普通道德。大道德就是可以为保护小小的公物不惜牺牲生命,普通道德就是不要随地吐痰、遵守公共卫生、上车要排队等等。

苏联十月革命后,大部分西方知识界都赞叹苏联实现了平等理想。中国的学者、作家、文化人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时代热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采取了“联俄联共”政策,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就在这股社会主义热潮中,1924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一篇《论政学疏》的文章中写道:“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

均产和管理只能由少数人去均去管,这样不均之事,不就立刻出现了吗?这段话根本就是常识。但当时没有什么人留意和讨论这番话。中外知识人都被“实现平等”这个乌托邦理想遮蔽了眼睛,堵塞了思维,不再考虑权力若得不到制衡的可怕,反而盲目相信苏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和善良愿望。直至1945年,西方才出现英国作家奥威尔关于“一切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观察。

被乌托邦理想堵塞思想的,通常不是平民百姓,而多是一些学者、专家和知识人。比如1958年大跃进亩产万斤的神话,就由当时中国头号科学家钱学森写文章吹嘘出来的。农民从常识中知道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但钱学森为迎合毛泽东,以未经实践的所谓科学论证,说亩产百万斤都有可能。而其他知识人也跟着附和。终酿成饿死4,000多万人的全国大灾难。

一味追求平等的左派思潮虽百年来不断受挫,但变换形式的乌托邦仍然影响世界。美国现在进步主义思潮泛滥,成为学界、媒体、演艺以至产业界主流。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平等法案》,进一步以立法方式,将意识形态凌驾常识。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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