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丶弥漫性和渗透性———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汉娜阿伦特
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胡耀邦
从医六十年是个虚数。我1955年合肥医校毕业，算是正式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按说要到2015年才算六十年。但1954年淮北大水,我们全校学生赴灾区,参加先防汛后救灾。就在那时我给患者开出了平生第一张处方,标志着医生生涯的开始。尔后虽历经磨难,包括当了四年多右派,十七年摘帽右派,被放逐去过改造右派的农场,下放去农村呆过十年,数次被开除留用,其中除了在改造右派的农场时,曾拿起了锄头,放下了听筒,但约三个月后,又当上了右派医生,从此毕生再也没有放下过开处方的这支笔。
本来六十岁退休后,可以歇下来的。所有从临床一线上熬过来的医生,都能体会到当个好医生太难了！先说体力透支,我在芜湖地区医院一次门诊当班,一上午我和陈淑时医生王成贤医生三个人,接诊了190多人。每个病人都必须经过病历记录丶门诊日志丶和开处方等基本过程，复杂一点的还要开化验单拍片单等等。记得那天一直拖到下手一点多钟才下班,近六个小时我们都未喝一口水,未上一次厕所,甚至很少直起过腰抬起过头。终于下班了,我们三人相对皆莞尔一笑,能说什么呢？既然干上这一行,就什么也别说。全国千百万医生,大家都能过,我们也能过。我妻子芜湖市二院儿科医生,一次夏天值夜班,从晚7点到次晨8点,接诊了七十多患儿,整夜未阖眼,带去的夜歺没时间吃全馊了,到家迷迷糊糊吃点东西倒床就睡鼾声如雷。外科医生手术台一站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当然,医生的劳累不同于其他工种,面对的是生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漫不经心。有句诗是说,“等待你一千次谨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你一千次谨慎没人关注你，更没人表彰你，理应如此。而那一次的不小心，尽管你有种种理由解释，你该承担的都该承担，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有句老话曰“春秋责备贤者。”谁让古往今来，把医生这个原本也是普通职业，炒作成那么云来雾去的呢？什么“医者父母心”，什么“医生有割股之心”，什么“不为良相但为良医”，那都是高看了。全国千千万万医生，每日工作基本上也是重复劳动。当然这种平凡的工种，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值得敬重的。试想每日每地都有那么多患者，如果没有那么多平凡医生的日夜操劳，这架社会机器能平安的运转吗？
医生之间也有贤愚良莠之别，而病人对医生的要求则是同样的，即希望每一个接诊医生，都是学富五车、技术精良、医徳高尚，对你能手到病除。其实很多时候，这只能是你美好的愿望，实际的结果与你的愿望会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很多时候，你只能接受了。当然也有不能接受的时候，比如有的亲人在医院死了，那也不一定是医院和医生的错，作为亲属可能接受不了了，于是一场医疗纠纷，甚至一场官司打起来了。严重的还有砸医院杀医生的事件发生。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事件频起，背景极其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想在这里展开讨论。
下面只想说一点我从医六十年主要的人生感悟。我只是医生中庸众的－员，也有过其他医生们同样的酸甜苦辣，不必－－细说了。想说的是我六十年的从医生涯，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留在我身上是怎样的烙印？或是说医生这个职业，本来古今中外都是个相对平安和稳定的。过去在填家庭成分这一栏时，算是“自由职业”，那就是说它是远离政治的，任你时代变迁，乃至王朝更迭，都离不开医生，谁吃五谷不生灾呢？医生的麻烦，也只能是职业上的事，比如医疗事故等。如果有－天，医生这个队伍里，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是整批整批连年不断的，都有人惹上了政治方面的麻烦，说的干脆点，有那么－批人，按毛泽东预定的指标，约占医生（当然，各行各业都－样）群体中百分之五的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打倒了批臭了，甚至杀、关、管了。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一批批医生们在犯上作乱吗？不可能！古今中外都无先例，那么多的医生，都是糊涂蛋吗，当然不会！那就是时代的问题了，说白了就是以毛为代表的，竭力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恶果了！要斗争没有活靶子行吗？当然，毛泽东也不是只和医生们过不去，也不仅如某些网友所说的，毛因为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打杂时，受到某些学者的羞辱，而终生仇恨知识分子。在毛的眼里，处处都是敌人，如他自供，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早先我实在想不通，毛泽东即使要当乾坤独断的大皇帝，也不该对子民这么狠毒，老百姓都死光了，你真正是孤家寡人了，皇权还有何用？再说，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刘少奇上台你姓毛的也不－定有好菓子吃，但和千千万万老百姓，能有什么关系呢？近年来我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书中的几句话，算是有了一些省悟。书中说到：“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丶弥漫性和渗透性———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大概不读这样的书，但不妨碍他无师自通。
余生也不幸，赶上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毛时代，二十郎当岁，即荣幸地右派加冕，从此开始颠沛流离苟延残喘的一生。蒙上天眷顾，尚能九死余生。晚年回首往事，感慨系之。本来我一介草民贱民，生生死死，不必赘言，只是想到我个人的遭际，并非个人之事，也是那非常年代的一个侧影，算是历史的－个小细节吧。而无数的小细节，组合起来，就是历史。
我1955年18岁，跨出合肥医校大门，走进了新建院的黄山疗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党政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以保健为主，医疗上的事不多，那就多读点书。而医疗书籍，虽说也是浩如烟海，学也无涯。但是，就临床一线而言，越是工作繁忙，越需要读书，所谓学然后知不足。而一旦工作闲下来，反而不知从那里读起了。那就看看闲书吧，开卷有益，漫无目的，就像一只小羊羔放进菜圃里，吃到嘴里的都是菜。那时我才十八丶九岁，也就是只不经事的小羊羔，想不到前面不仅有坑坑洼洼，还会有猎杀者的陷阱。
除了读点闲书，余下的时间，也在读人。所谓读人，是长大了以后的概念。当时也就和一些来疗奍的官员们闲聊而已。这些省厅市级官员，对我们平民百姓而言，平日见上一面也难，而一旦住院疗养了，就可以收起官腔，无所不谈了。这些官一代的省内高干们，皆称得上是新政权的缔造者，各人大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有自己的班底，自己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他们春风得意，享受胜利成果时，所以尽皆津津乐道。我和一些年轻同事听的也是有滋有味，说者听者都没有一点反躬自省的意识。比如不止一位领导者对我们说过，他们每到一村一庄开辟根据地，首先利用的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盗贼。许诺帮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屋分浮财，甚至分老婆，革命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武器，消灭阶级敌人，分配革命果实，取得革命成功。这些地痞流氓们果然也翻身当家做了农村的主人，农村天翻地覆了。都说新政权的建立，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言之不谬也。何况还有毛泽东的大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两篇列为毛选第一丶二篇的压卷大作的指导与支撑。既然从理论到实践，都肯定了这种革命方式，能要求地方的中下级官员，有所反思吗？那太不现实了。他们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还正享受着革命的红利，正希望着一代代传下去哩———
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从未想过这些重大问题与我一个小医生，有任何关系。直到人生晚年，经历过太多的事，才不得不从源头反思，重点当然还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灵魂两件宝贝，它们给偌大的中国亿万百姓带来的是福焉祸焉。近年拙作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系列文章，很多地方都是源起于年幼时听到的故事。
在黄山疗养院不到三年的时间，最大的“收获”还是反右派时躬逢其盛，右派铁帽加冕，从此放逐社会底层，艰苦备尝，但蒙上天眷顾，尚能九死余生。
说起九死一生，很多事不堪回首，尤其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离开黄山，被放逐到一个名曰“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的荒山野地，去劳动改造。紧接着就是疯狂的大跃进，记得我们农场里也竖起了炼铁的土高炉，没有煤就砍光四周山上的树木，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炼铁要高温，风箱要一秒钟也不能停地快速拉动，炼铁炉里才可能持续的熊熊烈火。本来一架价格不高的鼓风机，开关一按就能办到的事，不知是需求量太大买不到，还是要特意显示一下大跃进精神，硬是用人拉那一人多高的大风箱，要四个壮劳力步调一致快速地一齐用力，风箱才可能送出能掀起烈火的大风。劳动强度之大，远运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个整劳力一次也坚持不了10分钟。两台高炉足足要配各40人，才能保证炉膛温度不降下来。且不说这种疯狂，制造出的只是破坏资源的废渣；这种原始的没人性的，比对待畜生都不如的奴隶式强劳役，对人的摧残也是极为惨烈的，就是在变相杀人！我那时有幸当上了右派医生，但也得和一线劳力一起，吃住在工地。也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我拉过这种耗命式的人力风箱，每次坚持不了2分钟，已经筋疲力尽了,那些一线难友们,不就是在以命相搏吗？这些搏命的人，都是来改造的基层小右派们，由于我们同命运，也因为我还在医生的岗位上，对他们还有点力所能及的照顾，所以交了很多贴心的朋友，有的是终身好友。对他们的身世，也有了明确的了解。更明确了解到的是，那种所谓的什么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大决战，遍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是多么荒唐多么冷酷，那种言而无信预设陷阱坑害自己同胞的“阳谋”手段，是多么狠毒下流。仅就我们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而言，最多的时候，有近1500名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杂牌军。没有一个讲师工程师，没有一个记者，没有一个那怕是三流的作家、演员。基本上是小职员、小办事员、小学教师，和机关里的勤杂人员等等。当时我就在想，就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们，也能参与到什么思想博弈、路线之争中去？毛泽东们是否太高看我们了。这句话要换个角度说，你们上层权力之争也好，利益之争也好，干嘛要拿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殉葬，我们什么时候敢冒犯过诸位官老爷了，要我们来承受这些无妄之灾？不过当时也就是想想而己，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逃过那场劫难活下来。
我们农场和四周农村，连在一起。去农场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大饥荒。直面遍野饿殍的切身感受，是在离我们农场不远的新杭水库上，亲眼见到一些挑水库的农民们，本来已经饥肠辘辘，再受那繁重的劳役折磨，很多人力竭而亡，就倒在我的面前。我是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本来这些奄奄一息的同胞，只是因为饥饿低血糖，补充一些葡萄糖，给些食物支持，是都可以活下来的。可我是戴罪之身，挑着粪筐来工地上积肥的，我能为这些苦难的同胞们做什么呢？因而想到敬畏生命，不仅是我们医生的责任，更多的还是执政党和它们各级官员的责任！大饥荒浩劫来临时，我们医生的功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手中能变出粮食吗？我们能使要人命的挑水库和大炼钢铁向的繁重体力劳动停下来吗？何况我自己也是在忍饥挨饿朝不保夕。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深深体会到，在巨大的社会灾难面前，医生的力量是渺小的，或许它就是我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缘起。不过那时未想到这么深这么远，想到的一是如何在大灾难中能活下来，再就是如何在医生这个岗位上，继续艰难行进，走好人生下一步。可以这么说，没有经历反右，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就不可能有我以后的“行文三十载”。
本来我这样的普通医生，庸碌一生，虽无大的建树，也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就像米桶里的一粒米，水缸里的一滴水，从医生角度看，是普通一员。但是，我这一粒米一滴水，被过早的莫名其妙的染上了政治的色彩，从此一生不得安宁。幼年读王勃《滕王阁序》里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根本就未想过，它会是我一生的写照，未想到我这样草根一族，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会随着国家的政治变迁而跌宕起伏。本来医学博大精深，穷其一生精力，全力以赴，你也只能做一个称职的医生而已。只会有少数人，能在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我先天后天都不足，不可能成为其中佼佼者。这很平常，一辈子做一个称职的医生，救死扶伤，因你的辛勤劳动，给他人以及时的医疗救助，那也是最真实的人生，决无遗憾。
我一生本无所求，做好本职工作，已很满足。然而，我还要去思考医疗工作之外，很多不是医生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它决非是我的初衷，也不能说都是命运的捉弄，而是我这被过早染了色的米粒，不得不被搅进接连发生的各种各样政治漩涡中去。而每一次政治风浪，威力都强大无比，淹没我这样的草根，实在是轻而易举。反过来说，我这样原罪在身的人，要能在历次的政治风浪中不被淹没，实属幸事。这里也包括了我个人的抗争、规避和不得不的屈服与自辱。
反右之后，我们这些历次运动中罹难者幸存者，有一个共同的耻辱名字“老运动员”，或曰“死老虎”，每次新的运动一来，先得把我们拎出来示示众，羞辱一番。借此给革命群众鼓鼓气，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把运动推向高潮。我所在医院有一位姓乐的外科医生，只因为在旧军队里当过军医，原罪加身，被下放去无为一家医院，从此成了每次各种批斗会必到的“死老虎”。乐医生“认罪”态度极好，经常批斗会前，他就拎着一顶纸糊的高帽，站在会场一侧候着。批斗会一开始，必定是先喊革命口号，也一定要喊打倒谁谁谁。这时乐医生一定是往前一站，熟练地把自制的高帽，往头上一戴，再喊上几嗓子：“打倒乐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乐某某！”，然后哈着腰低着头老老实实站在一旁听训。时间久了，乐老医生这一套已经驾轻就熟，规范如仪，成了批斗会上一道风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以后各种批斗会的主持人，为了少一点这样的闹剧，不得不在会前即通知乐医生，今天批斗会你不要去了。
那些历次路线斗争中的胜利者，那些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积极分子们，那些把乐医生当猴耍的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们，想起过乐医生本人的感受吗？想到过我们这些“老运动员”、“死老虎”们的感受吗？我们也是人，也要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我们究竟犯过怎样的滔天大罪，要受到如此的虐待与凌辱，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如果摊到了你们头上，你们会怎么想？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今天的绞人者，明天就会被人绞，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你还未被人绞时，怎么就不能为已被绞的人想一想呢？
再说几句与乐医生有关的事。乐医生的无为医院同事，我的学长挚友难友丁祖杰医生。反右罹难，发配门口塘农场，我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度过了大跃进大饥荒的空前劫难。他回无为不久，在文革一开始时，即惨遭残酷批斗，不知道是不是乐医生这样长期被凌辱被戏弄，生不如死的日子，给他的刺激太深，毅然了断了自己！年仅32岁。丁医生可是无为县的第一把刀，32岁又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黄金岁月。他救活了很多生命，却救不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