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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社会变革的四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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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社会变革运动,分维新与革命两派,主维新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革命者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

在这四位先生中,以康的年龄最长(1858―1927),孙次之(1866―1925),梁又次之(1873―1929),黄最晚(1874―1916)。

康、孙、梁三位都出生于广东,黄则湖南,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以广东、湖南两省人最为活跃,与其领导者殆有必然的关系。

康有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与服官的家庭,故康自其少年即习举业,受业于朱次琦,讲学,成进士。他有《自编年谱》叙述其求学经过甚详,他在四十一岁以前,在一般守旧者的眼中,乃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新人物,曾受到多数人的非难与反对。自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他下半生的三十年岁月,乃完全趋于保守。尽管他曾留下一部富有新启示的《大同书》;在他的亡命生涯中也曾漫游各国,积累新见闻不少;但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相信: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皇帝,一经革命,必至变乱相寻无已时。因此,他晚年乃不惜勾结军阀,接纳清室遗老,而卒有1917年支持张勋复辟的一幕。他的最后十年,在一般新少年的眼中,乃又变成了一个顽旧不堪的落伍分子,卒以七十高龄,死于青岛。尽管康的维新运动是失败的,但他在当时,究不失为一风云人物。且因戊戌而引出庚子拳变一大反动,乃十足证明清室必亡,即不啻为革命派铺平了道路,相辅相成,功未可没也。

中山先生生于广东香山的农村,家庭状况,与康相反。童年虽曾就读私塾,但对他影响甚微。十四岁,随母远赴檀岛,乃兄德彰(眉),送其入英美教会学校攻读,历两校,共四年。学英语,接触初步科学,始闻基督教义,习于海外侨胞社会生活,此一新环境与新刺激,对他后来的成就,作用自然很大。

十八岁,中山先生自檀返粤。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继续读书于香港拔萃与皇仁两校,无特殊情况可纪,不过海外四年教会教育的延续而已。但他在二十岁这一年(光绪十一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结了婚;又鉴于中法争夺安南一役,清廷屈辱求和,暗蓄倾覆清廷之志。

光绪十一年冬第二度去檀,次年三月返国,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十三年正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迄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毕业,是孙先生所受严格的科学训练者,凡历六年有半。西医书院自开办以迄停止招生,先后共收学生一百二十八人,毕业者五十一人,在历届毕业生中,其各科成绩差可与孙先生比者,中国人仅一陈观圣,外国人仅一GeorgeThomasHarold。陈观圣一八九九年毕业,其各科考试成绩,得有九个H(H代表Honours),荣誉名次第二;Thomas一九一二年毕业,得有十个H,荣誉名次第三;孙先生一八九二年毕业,也得有十个H,但荣誉名次第一。世人仅知孙先生以第一名毕业于西医书院,不知此所谓第一云者,不但应指他本人毕业这一届而言,实应说明自有西医书院以来的五十余名毕业生中,他也是第一人啊。(参看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

在博济医院一期,他所结纳与革命最有关系的朋友为郑士良(弼臣,广东归善人),郑与广东三合会有联,是为孙先生与民间反清社会发生关系之始。在西医书院一期,他所结交而始终参与革命行动者则有陈少白(原名白,广东新会人)。

孙先生二十七岁毕业以后,先后在澳门及广州行医及开设西药局历一年有余,虽业务颇忙,仍结纳同志探讨革命方略不倦,在这一期接受他革命宣传而以身殉光绪二十一年广州第一次革命者,有陆皓东与程奎光。

在孙先生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上李鸿章书》,长约八千字,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为第一。孙先生平日发表一篇有关的文字,必出原稿请他的朋友批评或代为斟酌(此事我另有考证,见香港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十期),即以这封上李书而论,便是经过陈少白、郑观应、王韬代为斟酌过的。陈是孙先生的同志、好朋友;郑是他的小同乡(广东香山)《盛世危言》的著者;王韬江苏长洲人,与太平天国有过一度关系,著作更多,为中国谈洋务最早的老辈。而且郑、王两位,都是略通外国语文,亲自到外国去考察过的,所以孙先生才向他们请教。这种地方,可看出孙先生的态度谦虚,文不苟作,都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

孙先生到天津准备见李鸿章,王韬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的幕友罗丰禄。可是不幸得很,其时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的五月,正值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焦灼忙迫万状,确系事实;因此,他不仅没有与孙先生见面,便是孙先生这封近万言的长信,他是否细心看过,大概也成问题。像孙先生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主张的青年,既花了许多时间,写了一封信,又不远数千里跑去,愿见见这位“李中堂”,可见李在孙先生的心目中,尚不失为一勉强可谈的人物,不料李竟以这样的态度出之,“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卒以此加强孙先生的革命决心,加速清室的灭亡,以李鸿章的立场来说,他这种不能弘奖人才的傲慢,乃是最不可原谅的。曾国藩在军中,往往喜欢与他的幕友们聊天,有时且恢谐百出,或者长篇大套的讨论学术(这一点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得最为亲切),与一个有关系的朋友讨论时局或军事,虽在百忙中,也不惜亲笔写几千字的长信。这种地方,可看出李鸿章之为人,实不及曾远甚。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梁实秋先生在《文学因缘》里《忆新月》一篇中的一段文字:

孙先生的生平,有三个年代最可注意:

一,光绪十一年(1885),他立志推翻满清,他的年龄为二十岁。

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与“兴中会”同志在广州第一次实行革命,他的年龄为三十岁。

三,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以“兴中会”结合“华兴会”,“光复会”而成为一“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年龄为四十岁。

每隔十年,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始得迈进一步,这可以说明革命过程是何等的艰难;宜乎孙先生在“同盟会”未成立以前,他不敢希望革命能及他之身便会成就。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于光绪十四年(1888)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过十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乃有戊戌维新的昙花一现;再过十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在不明不白中,先慈禧太后一天死去,康的维新事业,便已完全绝望;也是每隔十年而自成一个段落。

推翻满清之所以迅速成功,关键在有“同盟会”的出现;“同盟会”所以能一举成立,关键在孙先生与黄克强先生首先携手。关于孙、黄携手一点,过去记载革命史者,一致说由于日人宫崎寅藏与平山周的介绍;但杨度告我,直接介绍黄先生于孙先生者,实际不是日本人而是他。当时与我同听杨说此一故事者,尚有一熟悉革命史的章太炎先生在座,故我信杨说不诬,曾记入我的《万竹楼随笔》待证。半年前,我读了章士钊一篇记他“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的万言长文,则孙先生与黄先生第一次见面,其情况乃明白如昼。章文有一段云:

(光绪三十年冬),吾低东京,寓牛888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义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而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按此书台北文星书店有影印本,列入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名《大革命家孙逸仙》,著者黄中黄,即章士钊笔名),以前知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议起。先生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时则汪兆铭、胡衍鸿(即胡汉民)之流,头顶辫髻,手摩讲章,出入梅谦次郎之门,洋洋与同舍生争一日之短长,顾仍木然无动于衷也(章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PP.一三八—一四九)。

当光绪二十四年维新派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山先生曾与之交往一年有余,感情甚为亲密:中山先生力劝任公合作,任公原亦不反革命,且与杨衢云、陈少白诸人有所协商;二十五年,唐才常由日本归国筹画起义,中山亦曾力予支持;任公奉康命赴檀香山,中山先生且为之作书介绍乃兄德彰;卒以见阻于康,两派合作乃终于不能实现(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据行严上文所述,中山先生一见杨度,即与之谈“三日夜不歇”。一闻为他介绍克强,即亲往与克强见面,一切畅谈无隐,乃不能不令克强与行严“倾心折服”。

凡此,均足见中山先生求才若渴的心情,推心置腹的雅度。

反之,如康有为,张季直(888)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曾晤康于其北京上斜街寓所,他有记云:“――见其仆从侍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处,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见张自订年谱)又梁启超记康“保国会”被破坏经过云:“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与者,守旧有气,久于京师,能立党,闻康名来,三顾不遇,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时公共汽车云集,各省士夫来见,客日数十,应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乃浙人孙灏曰:“某公恶康,若能大攻之,当为荐经济特科”,孙故无赖,喜从之。洪乃为著一书驳“保国会”。编印送京师贵人,守旧大臣皆喜信其说,满人无远识,不知外事,辗转传闻,一唱百和,于是谤议大兴。”(见梁著《戊戌政变记》第三篇及康《自编年谱》)康没有正式做官,已染官僚习气甚深,此殆其家庭环境及所受教育使然,其结果唯有使有识者(如张季直)望望然去之;小人一不当意(如洪嘉与),则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革命与维新,一成一败,我们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去体会。

进一步再看梁任公,我觉得他的气象,却又与康不同:梁济(梁漱溟父)慕任公数十年,元年任公归国,即踵门往谒,并请为写扇联,历五次未得一见,扇联亦迄未写。后见任公题谭鑫培(即小叫天)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之句,以为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乃大失望(轻视谭鑫培乃巨川不达处);于其所著《伏卵录》中纪此事经过甚详。巨川于殉清自杀以后,遗著印行,漱溟即以一部赠任公,并为书道意,任公读之大惭,即复书漱溟,自承“无状”,谓巨川死后,于报中读其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并请漱溟“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的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有这样的服善之勇而改过不吝,他能于戊戌失败以后,进入民国,卒能得多助以成倒袁与扑灭复辟两役之功,夫岂偶然!

请再看看克强先生又怎样呢?克强于光绪二十九年夏归国,实为留东学生推举回国实行革命之第一人。在东京临行,刘揆一对他建议说:“在湖南发动革命,必与会党中人密切联系,湖南有哥老会龙头马福益者,任侠尚义,豪杰之士也,如得此人合作,成功乃有可望。”克强深以为然,知揆一与马关系甚深,即以联络会党之责,交付揆一。

三十年春初,时揆一已回湖南,“华兴会”已发起,长沙亦已略有布置,克强乃以揆一之介,命揆一之弟道一,持他的亲笔函约马见面。届期,克强乃偕揆一,著短衣,穿钉鞋,头顶斗笠,冒风雪步行三十里,到达马所居湘潭茶园圃一矿山的岩洞中。马见他们不畏严寒,践约而至,深受感动。因杀鸡煮酒,三人快谈竟夕。凡克强准备于是年十月初十在长沙起义的一切布置,即在此一夕谈话中,三人作了共同的决定。翌日清晨,克强与揆一同就归途,时已旭日东升,雪光与日光相辉映,克强途中有诗,“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便是他诗中的警句;意态的雄杰,实在是维新派中人所没有的。尽管这次十月初十的长沙起义,卒于事前失败,但马福益仍再接再厉,谋于次年在洪江再起,乃不幸为警方所捕杀。丙午萍浏醴一役,马福益部下死者尤多,刘道一亦以身殉,假如不是由于克强先生广大精神感召,何能得人死力一至如此(此节参看刘揆一著《黄兴传记》)。

中山先生晚年住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每月租金六十五元,且有朱执信、廖仲恺、马伯麟、马湘诸人同住,实在是非常逼窄而且简陋。有四位回国投资建设工厂的旅美华侨去看他,眼见这种情形,非常感动,他们觉得:“那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于是他们筹资买了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一所住宅送他,他还经过再三推谢然后接受。至于六十三号对面四十四号他的那所办公处,在孙先生去世以后,我却去过两次,其简陋比较他的原有住宅,殆又过之。其时我不过在中华书局做一个编辑,我在愚园路的住宅,每月尚须付出九十元的租金,现在回想起来,真感到自己的享受太过份了。又,永安公司的经理郭彪,曾送孙先生一件颇讲究的皮大衣,他觉得:上海的天气既不冷,回广东更用不着;他虽然感谢郭的好意,但还是叫马湘拿了送去还了给他。我知道:当孙先生将要去世的时候,他除掉把这所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几件穿过的衣服,和他自己若干的藏书,交由宋庆龄保存以外,曾无任何私财留给他的妻子。尽管这类的事,在中山一生的历史中算是小节,但古今中外宁有对这类小节马马虎虎,又真能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呢?

诸葛亮在死前曾上表后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据陈寿《三国志》)。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曾任首相多次,最后任朝鲜统监;当他一九O九年在哈尔滨被安重根暗杀之前的几个月,他不知有何种感触,乃从朝鲜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博邦,信中有如下的一段:“观于朝鲜今日的情形,自己死于何时也未知,那时请在我的遗产中给十万元于你母亲(梅子夫人),她自少对于我的爱情和劳苦,非笔墨所能尽述,你须切记这事为盼。”是年十月他死以后,他的亲朋调查他的遗产时,不独没有十万元,连五万元也不够。其后他的亲友们为遵故人遗嘱计,才凑足十万元交给他的夫人(见久米正雄著《伊藤博文传》)。

中山先生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远在诸葛与伊藤之上,但他们对金钱的淡泊,却如出一辙。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些日本人支援中国近代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有300多日本人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不仅出钱出力,甚至献出了生命。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黄花岗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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