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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份,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中国共产党颇似邪教,你一旦加入此党,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党员绝对牺牲,无条件服从,将个人意志完全交给组织,而组织则冷酷无情,对党员可利用则利用,无可利用则弃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躏践踏置之死地。女共产党员关露(一九○七──一九八二)悲惨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关露生于一九○七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份,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七十五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甚么?

关露最后以自杀了结人生,是不是最终对利用蹂躏了她一生的这个邪恶的党宣告了她的愤怒、反抗和决绝?

摘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杂志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二版。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摘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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