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共以往的宣传，还是在党史教育中，秋收暴动（中共称之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在中共新近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中共并没有将秋收暴动如南昌暴动那般单列一集，而是与毛泽东前往井冈山合成了第十一集《井冈星火》，而且着墨仅一百字出头。
洗脑片称，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还委婉地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所以暴动遭受很大损失。因此，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命令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
然而，中共对于秋收暴动的简单描述背后，却隐藏着不愿为中国人所知的真相。
第一个真相就是秋收暴动与南昌暴动发动的背景一样，都是因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借壳发展，腐蚀国民党内部，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同时中共在湖南湖北地区的红色恐怖，也让那些曾经糊涂的国民党人和军界力量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上述原因引发了国民党“清党”，抓捕大批中共党员等。被重击的中共为了夺权和争地盘，策划了这两次暴动。
第二个真相是毛泽东提议自己到湘南搞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手中掌握武装力量。
汪精卫分共前，曾看到斯大林给中共的《五月指示》，其内容之一就是在湖南湖北组织一支由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斯大林还派他的亲信罗明纳兹来中国负责具体事宜，并在中国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等，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
对于苏共的命令，毛举双手赞成。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当时他手里并没有军队，但他试图把参加南昌暴动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
按照中共临时政治局的设想，南昌暴动后，部队南下广东，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而毛预计他们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因此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毛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并任命他为前委书记。
然而，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的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第三个真相是秋收暴动就是一场闹剧。《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披露，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蹊跷的是，开会那天唯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暴动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而事实上，参加南昌暴动暴动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士兵因为没有水喝，只好暍田里的污水，也因此成群的死去。军队的惨况，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绕道湘南。
得知这一情况的毛，在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遂改变了自己的说辞，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这个洗脑片也公开承认，但却没有给出原因。
不过，大概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毛也根本无意打长沙，他似乎是想借打长沙为名，带走该城附近的三支数千人的红色武装。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暴动而没赶上。
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三支部队的去向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了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之所以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宛如一场闹剧。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中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由于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交界的罗霄山中段，在当时是“两不管”（即湖南省、江西省都不管辖）地带，而且地势险要，国民政府军也极少来到此处。
当时很多人并不愿意跟随毛上山做山大王，不少人当了逃兵。毛让想走的人离去，只是不准带枪。离去的人中包括两名高级指挥官，他们后来都投向了国民党。最终有600人跟着毛来到了井冈山，并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不过，早在毛来之前，井冈山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他们“劫富济贫”，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并被视为是“绿林”好汉。而前者是知识分子出身，1927年1月加入中共。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毛才在井冈山立足。袁文才还有意将自己山寨中躲避国民党追捕的贺子珍派到毛身边，让贺子珍与毛同居。然而，彼时毛并未与杨开慧离婚，杨开慧和孩子还生活在长沙一带。
在井冈山稍稍站稳脚跟后，毛派何长工与王佐谈判，其后又亲自到山上与王佐长谈，劝说他跟着中共闹革命。王佐被说服后，便找到袁文才，表示要与毛的中共军队合为一体。早有此意的袁文才，自然没有反对。洗脑片中称“毛团结和争取了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忽略了二者对毛的帮助，显然是不想让山大王影响了毛的所谓“光辉”形象。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被中共军队收编，即成为其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部为第一营，王佐部为第二营，袁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作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
袁文才、王佐的绿林部队被收编，壮大了中共的力量，袁、王亦成为红色枭雄。然而，没过多长时间，袁、王就被残忍的杀害。他们为何被害呢？
原来，在当年6月，中共跑到莫斯科召开了六大。大会通过了纲领性文件《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该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这个文件给了素与袁文才、王佐有矛盾的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负责人龙超清机会，而这背后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纷争。当时，党政重权基本掌控在县委龙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但枪支却主要在袁文才、王佐等外地人的手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是当年流传的原话。
1929年初，在红四军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王、龙提出按六大精神除掉袁、王的动议。中共中央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也表示同意。
同年秋天，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毛则在小范围内找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邓乾元几人商议，会上多数意见是袁、王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绿林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对他们不适用。但在边界特委书记的坚持下，毛、彭等人最终同意。
于是，在1930年1月初，边界特委以开会的名义将袁文才和王佐骗到永新县城，并在夜晚趁他们没有防备时下手。根据中共党史的说法，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而2001年5月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则有另一个版本：朱昌楷带人赴尹家巷22号，将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铺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祥带领直奔“一家祠”对付王佐。由于促不及防和群龙无首，袁、王部被布置妥当的对手打得四处逃散，最后全部被剿尽。
曾任中共高级将领的陈士榘曾说过：“袁文才、王佐被自己人杀了，这件事真是天理难容！”而对于这件天理难容之事，中共洗脑片刻意回避，大概也是知道这样的丑闻不能说吧。
只是，中共所做的天理难容之事，又何止这一件呢？帮了中共后被中共害死的又何止袁、王二人？靠着谎言和暴力走到今天的中共，还能继续走多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