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些关于公共安检的个人经验。五千字，算是长。你可以先拖着看，以便确定没找到兴趣就及时滑过。
1
进火车站，安检，前面的一位被安检员拦下，“你的包里有好多剪刀”，安检员说。我被“好多剪刀”这句话吸引了，我看到背包被拉开，取出一个盒子，“理发工具”，旅客说。
我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故事。
“好多剪刀”，其实真正的剪刀只有两把，其中一把是带齿的那种，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样，叫什么名字我说不来，另外还有一些貌似带金属尖端的小器物。
你见过现在的理发工具没有？升级了，很精致一个小盒子就装下了，淘宝京东上的热门货。
前线安检员把查获物品带到另一个，坐着上班的安检员面前，她们开始开始综合研判，我远在四五米开外，有亮着电子显示屏为背影，我看到安检员转动着理发工具的纤细的尖端。
我的心里都跟着紧张起来，安检小姐姐的一句话，将决定理发工具的去留。
“剪刀不能带上车”，我听到小姐姐做出了判决。
小姐姐转身又把理发工具和它的主人，一位青年男子带到另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柜台。她告诉旅客其它的可以带走。旅客决定全部不带走。
接着，我看到了“人性化”处置的一幕，小姐姐在柜台里取出一个胶纸袋，旅客用手机对着袋子面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安检小姐将理发工具装进去，将封上捋上。
别想多了，这不是要将你的物件快递到你的目的地，扫二维码的意思是留下取件的依据，你什么时候来取。
什么时候来取呢？或者说火车站把他们截留的危险物品给你保存多久呢？我一直在围观，我问出了这句话。
安检小姐姐说，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
这出乎我的意外。我原本以为，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就近找的没上过几天学的姑娘。
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手握扫描仪，对着每一位过关的旅客上下捋一遍，上至头顶，下至鞋底，过程中她必须至少仰头一次，勾头一次，弯腰一次。坐着上班的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估计她们是轮流转的。
这样的工作，非身体机能旺盛，恢复疲劳快速的年轻人是不行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她们（据我观察，包括地铁，机场安检的笼统观察，其中女性居半数以上）很不容易。
居然有小姑娘遥远地投奔这个工作。
我改用川普问了一遍。但她并没有回答我。她实在太辛苦，也太忙了。安检流程等着她。
2
我的围观结束，忙着去赶我的车。我想起我心里储存的许多安检故事。
就在这个火车站，前年，我的一位老朋友去我家乡，她的箱子被检出了问题。而来这里之前，同一个箱子，同样的行李，从欧洲旅行到中国，又在中国旅行了从苏州去西安的高铁，从西安到成都是飞机托运。
问题是头发定型胶。
任她中文多么熟练，没法通融。然后，她望着我，希望我说出一句有用的话。我理解她的想法，难怪大多西方反动国家敌情观念淡薄，地铁火车基本上不安检。我看着她，哑口无言。
扣下，只保存一天，自己来取。
这时我申诉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多保存几天。我想起在首都机场，我曾有一管超过一百毫升的牙膏，被扣留时就说保存一个月。
但是，成都东站的安检认为我说了一句废话，不再理我。
那就只得放弃了。我安慰远方的客人说，安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最为严明的地方，法庭可以变通，这里不能，你得理解。
3
前年，我带着父亲在重庆治病，我想让父亲感受一下地铁，因为这是他以前关于城市的经验里没有的，我也带父亲坐了重庆到我家乡的高铁，这就等于让父亲感受了什么是现代安检。
无论在地铁还是高铁，安检小姐姐都要求我父亲脱下帽子单独给帽子做安全扫描。
大概有那么两次，我对安检员说，这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他的帽子我都不敢去揭，你看怎么办？
如你所料，一次都没有豁免。甚至，我的幽默一次没有给安检小姐带来一个勉强的笑容。她们的工作太紧张，心情也不轻松，她们没心情理会我在说什么。
当我把父亲的帽子揭下来递给安检员的j时候，我心里说，这也太邪门了。
同时，我很理解她们的敬业精神。据我的看法，她们是中国最敬业的人群。
4
在我家乡的火车站，我是一个安检刁民。
为此，我几番反省，这值得吗？但还没改。
就几个星期前，我在家乡的火车站和安检小姐姐吵了一架，客观地说就是我大发脾气，骂了她们。
那天，我在候车室里，听到两个老乡在交流，一个说，他的搬手，被没收了，另一个说，他还好，他的搬手，蒙混过关了。
正是春分时节，农事渐忙，但是，该外出打工的还是要外出打工！自带简易工具，大约是打零工。他们一个年轻一点，一个五十多岁的样子。我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心里有一种感触。
听口气他们要走很远，往北方，那里还冷吧，他们的大背包里装了一些御寒的东西。他们表情木然，仿佛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没收了搬手的没有表情，没有没收搬手的，也是也无欢喜也忧愁的样子。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是，一头还搁在家里，另一头是无法确定的未来，却不在当下，当下的心情是空洞的。
我说，你们等着，看我去跟她们讲！他们有点吃惊。我说，我不是去给你们要回来，我没有那个本事，我是去批评一下她们！
我走到安检口，县城的火车站旅客少，她们不忙，我说，你们把人家的搬手没收了。
她们说，按规定。态度冷漠而坚定。
我说，你看人家容易吗，那么大年纪还远走他乡，你们能放过就放过去吧，一个搬手就怎么啦，人家的劳动工具，你给他们扣了，人家还得再去买，这不好啊！
县城火车站安检员就是在本地招的占地农民子女，所以我跟她们诉诸乡情。
我当时可能有点动感情。
手握扫描仪的姑娘对我多管闲事有点诧异，也有点不耐烦。坐在电脑面前的姑娘说，让他们带上火车，万一在火车上打起架来……
我说，姑娘，他们出去是求财的，不是求祸的，他们的家人等着他们平安归来，他们自己也比你更希望一切平安……
握扫描仪的姑娘也加入，死讲“万一……”
我知道和她们和我使用的不是同一种逻辑，她们不会吃我一套，我就只管说我的。我说，什么万一，比方说，“你万一……”
意外的效果出现了，她们似乎觉得我这个“你万一……”的假设带有莫大的冒犯，她们回儆我：“你万一……”
哈哈，这是一种喜剧效果。
我没有时间跟她们废话，我马上要最后一次检票进月台了，我得抓住时间言简意赅的刺激一下她们。
“警察……”姑娘一边骂一边喊。
我也喊，警察在哪里，快来管一管。我心里在盘算，警察要是不让我上车，那也不是我希望的结果。
警察来了。我抢先说，这姑娘需要管教，她简直不懂礼貌。
我说的不是事实，事情是我升级的，我比她们更不礼貌。我升级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让她们记住这件事，希望她们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这种安检有点过分。
年轻的警察听明白后，面无表情地，咬着牙地说：“你是打抱不平的嘛！”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那等于是说我在挑衅他们。我说，不是，我只是给她们讲一下，或者可以让老乡把搬手带着出门，他们那是出去打工的呀。
我意在降温。然后我说，事情已经说完了。
两个警察没有说什么。关掉了执法纪录摄像仪。
我算是逃脱了自找的烦恼，和可能的严重后果。
5
家乡是农业社会。火车安检是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当农业社会的乡民处理“后现代艺术”的时候，那情形你不服不行。
前年，2019年3月8号上午，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北京。在过最后一关，即进月台时，检票员突然向着广阔的而空荡的大厅喊了一声：这里有一个到北京的。
立即跑来两个制服，叫我跟他们走。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安检。我说安检过了，他们说还要安检。
到大厅右侧，那里有一个小门，也通向月台。
好几个制服围在那里，那里有一张桌子，我的背包被放在桌子上，一个制服出手利落，我还没看明白，我记得是一个女的，她哗的一下拉开了我的背包拉链。
我这时还是懵懂的，连问什么事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怎么不问一下，上来就开我铁包。
他们也觉得非常奇怪：安检就是这样呀。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他们不可以随便打开别人包，有关方面不就是让他们干这个的吗。
我很快就明白了，到北京要第二次安检，每年三月初就这样，这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人，不二次安检就走不成，我当然接受。
我说我自己拉开你们看嘛，你们问都不问我，上来就开我的包。
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大概是第一次遇到我这么讲的人。后来的整个交涉过程，到最后，我发现他们都没有明白，他们打开和我自己打开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打开你们检查。他们依了我。但是，我剥夺了他们打开他人私人物品的神圣感和成就感，使他们对这次安检感到索然无味，我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他们面前，同时心里着急，不断地抬头看一门之隔的月台，正在短暂停留火车。。
看着我着急，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一点都不急，甚至不正眼看我摆在他们面前的七零八落的物件。
展示完了，我匆匆收进去，行了吧？
拿回去再过一遍，他们说。就是再过一遍刚才进站时的第一关，仪器检测。
来不及了吧，我开始冒汗。
我着急没用，不可能省掉重新安检的程序。
我拿去过吧？我可以跑快点。不行，包过了旅客的手就得再经仌肉眼安检一次，那就没完了。只能让制服提着我的包到门口去重新过安检。
一个腰间别短棒，脚上穿长统靴的，四十岁的样子的全身制服，提着我的包，慢悠悠的，左一摇，右一晃，走向候车室大门口的安检机器。
我看着他，心里万马奔腾，但告诉自己，没办法，要冷静。
制服把我的包放进安检口，传送带吐出来。制服一只手提着我的包。再次摇摇摆摆地，往回走。
我心里想的，我抓着包就奔出眼前这道门，火车还没动。
但是，那家伙把包按在桌上，说，里面有金属。
我又叫了一声，刚才不是看到了吗，一把钥匙啊。
把“金属”取出来，再拿回去，再检一遍。
火车启动了。
6
我跟那位腰里别短棒，脚上蹬着马靴的制服肯定没有仇。但是，不对，他对我有仇。给了他安检的权力啊，他就对被安检的人有仇了。不然呢，如何解释他那份故意拖延时间的恶意？
我不能自己去撞墙，我也不能抱着他去撞墙。不是不这么想，主要是他不是他，他是一个团伙，我对付不了他们，刚才，当他提着我的包故意磨蹭，他的同伙，没有一个人提示他不能这样，同伙们对于我着急的请求，一律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该说他们内心麻木，还是怀着共同的快意。
我记得当时还有看客在劝我安心，这是规定，急不起来。我一个人处于孤岛，围观者，安检员，所有不上这趟车的人们是一个共同体。
没事了。我在大厅里，跟他们讲了几句“大道理”。
所有这里的安检员，清洁工，都是本县的乡亲，主要是附近占地农民。他们的制服属于草台，正规的制服在外面坐着呢。
在有火车站之前，他们多半在广东打工（敝县八成人口的精壮之年献给了广东），二三十年前，我也领略过广州火车站，那简直像地狱，重新投胎的地方。也许我和他们曾经在同一个火车站互相踩踏过。
基础设施进步太快了，转眼家乡就有高铁了。被老火车和老火车站折磨过的农民工，成了家乡高铁安检员。
我说他们，他们不作声。
我错误地以为这里的安检是县公安局管的，我动各种关系（不好意思），找到公安局长，想出出气，也希望他们以后不要这样。火车站真正的制服出现了，原来，真正的制服不是属地公安管理，据说铁路除了没有外交，一切国家机器的部件都有，公安法院什么的。
两个正规制服年轻人都来自外地。
站长惊动了。他也是外地人，铁路分配来的。一个六零后，经的事多了，他不紧不慢。他调看了视频监控仪，非常宽宏大量地给了我一个公道。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有误，在你进站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你，去北京要第二次安检，使你失去了安检时间。
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他们应该经简单问一下我，经我同意才翻我的包。这是最后的分歧。
这件事过去两年了，但到上个月（如上面所说），我还在家乡火车站“主动去找安检员麻烦”，说明我心里还没有搁下。写完这个帖子，我决定放弃对他们的成见。
7
我有时不免想，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安检员。我的结论是，从来没有受到过权力尊重的基层民众，穷人，就是。
穷人才会干这个工作，才吃得下这个苦，这好理解。另外，不曾受到权力尊重的基层民众，一旦被赋予某种权力，会立即兴奋起来，并且会自动开始用这种权力去刁难和虐待他人，在此过程中会获得的快感，给尊严缺失的人生找回一点心理补偿。
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们所能获得的，也只能是家丁似的权力。
但正是这种权力，可以服务他人，也可以刁难，甚至虐待他人。他们正好用这种权力去回报跟他们同样低贱或比他们更低贱的同胞。他们不仅会不折不扣地用足这种权力，更会充分使用“自由裁量”，把这种权力放大到他们收不住。
安检或者保安行业应运而生，当前有庞大的就业市场。这就是适合他们的工作。我相信，他们的队伍里连一个科长的子女都没有。（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