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今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６７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