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几份小右派档案》，写了四个小右派的人生简历。一人几百字，其中一位是马礼海兄。其实他的故事，几句话就可说完:他生长在农村，读过两年私熟。长大了先在父亲的小布店里当学徒，父亲年老了，就接手父亲的布店，养家活口。1956年私营商店改造了，他成了公私合营店里一名员工。1958年反右运动收尾了，小镇上还在鸣放。马礼海提了一条意见，说为什么国营店卖布的，粮食月定量是32斤，而合营店卖布的只有28斤？为此先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据全国工商联文件，他是十几个人合营店的副经理，又改划为右派分子，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1962年马兄摘帽后回原籍，父亲丶妹妹都在大饥荒中饿死了，妹夫受到他的牵连，工作丢了。马礼海继续在供销社当职工，直到退休。他一度长驻芜湖当采购员，我们时有过往。
在那篇小右派档案一文之前，我曾写过一个题记:所谓小右派者,非指划右时年龄小者;也不仅是职务小，只是基层普通员工；主要是指获罪事因小，小到几近无，无事缘何获罪？现代版莫须有也！
近年来我又对此言，做了一点反思。一场大运动，尤其是以整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右派运动，为何会连累到知识界以外的普罗大众，可能决非简单的池鱼之殃，它一定还有我们不熟悉的某些社会背景，诸如与其他政治运动的关联等等。
正是基于这项寻求，我和马礼海兄，进行了多次的对话。
对马礼海兄的访谈，是随意的，无序的，基调是闲聊，谈的很琐碎丶零乱。事隔两年多了，现在整理起来，也颇有困难。但零乱之中见真情，也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时代。马兄年长我十岁，虽长期生活在基层，但思维敏捷，见识颇深，憨厚坦诚的表象里，有一颗睿智的心。和他闲聊，大长见识，使我们对那个年代，和所发生的也可称之为社会的变革，即建国初期执政者对小商业的改造。有了一些了解。对也在变革今天，也有些借鉴的意义。
茆家升:再次见到马大哥，十分高兴。我在网上发表的小文章《几份小右派档案》，里面有一份是说你的，你看到了吗？
马礼海：我不会上网，是我的孩子打开电脑，指给我看的。谢谢你了！让我这样乡下人的一些小事，也能让网友们知道。
茆：现在网上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基层小人物的命运。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日子过的怎么样，最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说你吧，你就是一个乡村小镇上卖布的，反右派运动说的是什么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决战，它和你能有什么关系呢？
马：是呀！我就是想不通吗？你政府想搞什么运动，想整什么人，那是你的权力，搞到我们这样小老百姓头上，又何苦呢？我们又未做过伤害政府的事，干吗要整我们呢？
茆：也有读者问，那位姓马的，只是个小商人，真的就是说了句粮食定量不合理，就被打成右派吗？这也太荒唐了。是不是他得罪了哪位有权势的领导，或是与某人有私怨，有人借运动之机打击报复，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常见的事。
马：这点道理我也懂。不过从小父亲就对我说，我们做小生意的，吃的百家饭，各种人都不能得罪。就是同行之间，可以有兢争，但不能坑人。自家要吃饭，别人家也要吃饭。再说我这个人，你们都知道的，马虎随和，真的想不出有人在挟私报复我。
茆：好像你家的成分也不高，个人也未干过伪职，也不是什么狗崽子之类的。
马：我家无田无地，几代人都吃小生意饭，家里连个学徒也未收过。
茆：那问题还是出在做生意这一行当上了。不过你家连个学徒工也没有，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剥削阶级。再说新政权初期，一直还在说是保护工商业的。
马：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不就说了句粮食定量不合理吗？能犯了多大法？以后慢慢的，还是从我是做生意的这个角度，想通道理的。
茆：我很想听你说说这个“道理”，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一家人的事，它关系到政权更迭后，千千万万小工商业和手工业作坊从业者的命运。据我所知，执政者对待他们，远不是他们宣传的那样，是保护与支持，他们的命运下场都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马：这事说来话长了，其实它才是我们私营小商业和政府矛盾的关键。不过这事不能说，要是说了那才是反党哩，政府的政策是叫什么“一化三改造”吧？三改造之一就是改造私营工商业，明确点说就是将民间的工商业收归集体，实际上就是收归国有了，也就是收归执政者所有了。这就牵动了小镇上各家各户的利益。镇上除了菜农，小作坊丶及一些手艺人之外，都是在靠做点小生意过日子。这生意往后还能怎么做，的确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茆：先说说那些手艺人日子过的咋样？像木匠铁匠泥瓦匠，还有开裁缝铺丶剃头店的丶编柳筐的等等，他们也合营了吗？
马：手艺人比我们做小生意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政府也曾经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过他们大都既无货物也无资金，吃的是技术饭，是按件拿钱的。比如做件上衣几个工钱；有的是上门服务，比如木匠泥瓦匠做一个工就是一天多少钱，而且是优质优价，技术差的体力小的，只能拿点做小工的钱。这些事政府一般不大管也不易管，管紧了他们就带着工具走乡串户去了。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原则，暂时对他们不大管用。
茆：但他们手艺再好，终究也逃不过共产风一劫！首先农与非农的双重户籍制度，就把他们也圈死了。以后大跃进大饥荒一来，无为县老百姓三成以上的人都饿死了，未死的人也是似鬼非人一般地挣扎在生死线上，还有谁去请工匠。他们本来就是不种地的农民，也是在靠土地吃饭。不过我还是想听你说说，公私合营究竟有没有什么优越性？
马：政府宣传的优越性，主要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这条道这个制度好在哪里，是什么样子，我们未看到，也不怎么关心。我们最关心的，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茆：那合营后就你家来说，日子过的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艰难了？
马：合营前我家就有八口人了，全靠小布店为生。为了能生存下去，父亲带我苦心经营。虽然生活艰难，但凭我们家多年经商的经验丶客户关系丶进货渠道，和一些商业技能，日子还是能过的下去的，在附近农民眼中，我们还算是殷实人家。
茆：那合营以后呢？
马：那还用说吗？合营后一家人生活，主要是靠我一个月34元的工资。老朋友说实话，它顶不上过去逢年过节销售旺季，几天的收入。合营店里开始还有点分红，以后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工资都发不齐，分红也没了，日子更难过了。
茆：真难想象34块钱八口人如何生活。不过我听说，公私合营时没有一家人，会把店里的货和资金全交出去的，上面再鼓动也没用，有点像大跃进大饥荒时，反瞒产私分运动。
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想办法维护自身最后一点活下去的资源。要说自愿，有谁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像度命的口粮和我们小商人的资财，无偿地交出去，那不是等死吗？不过反瞒产私分，以后知道压力来自最高层，加上基层官员作恶，害死了无为多少农民。对我们小商人，还未到挖地三尺搜刮财物的程度，否则我家就不会只饿死我父亲和妹妹两个人了。
茆：（我不能对马兄说，这种事说到底，还是掠夺！是权力剥削！别问它打出什么旗号，喊出什么样迷惑人的口号。执行的还是苏联的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往前的暴力土改，往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傻瓜或是被政府宣传吓破胆的人，才会把赖以活命的钱财和物资都交出去。比如卖布的，总得给一家老小留几尺布，做几件衣服吧。
马：那当然。不过这种事，既关系到身家性命，又关系到政府的大政策，没人敢透一点口风的。
茆：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卖布的，因为1962年某一天，芜湖长街曾发生过，警察封街，政府大量没收私人商品事件，震动全国。被没收的物品很厐杂，主要是布匹。记得当时的结论就是说，这些布匹基本上是公私合营时，私方匿藏下来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马：知道，对我们这些曾经的小业主震动很大。不过不知道细情。记得你就住在长街附近，那天你看到了吗？
茆：我只是个旁观者。记得应该是当年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还不太热，下着小雨。芜湖十里长街，历来是小商品集散地。一化三改造后它萎缩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更是像死掉了一样，昔日的繁华不再。但政策一宽松，市场马上就活跃起来了。我是眼见它日益繁荣起来的，地摊店面一天比一天多，人群越来越拥挤。记得那天从中山桥下的徒门巷开始，到花津桥这一段属于中长街部分，是商铺最密集的地段。突然所有路口，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有人说还架起机枪。熙来攘往的购销者们，正惊恐不知为何，有的商家知道事情不妙，还想撤离时，发现所有路口都被阻住了。随着预定的时间到，记得是上午十点整，号令枪一响，执法者沿街将所有商品一扫而空了，货主也被带走询问。事后知道当时有十七省商人集聚于此，犯的都是投机倒把罪，外省的还加上长途贩运罪。（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制定刑法时，这两条罪都取消了。）记得当时老百姓议论最多的，是在说这下子政府发财了。
马：这件事对我们过去的小商人震动很大。我从门口塘农场劳动四年回来，还在供销部门上班，对我很不错了，我哪敢再冒这个险。但我知道小镇上有人参与了，后果可想而知。
茆:小小的长街，就聚集了十七个省的商人，而且全是私人财产，至少说明他们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不认同的。而且这种当时视为的非法经营，现在看来非法的是当时的执政者，因为他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问这部法律是何时公布的，任何时候任何人包括执政者，都不能肆意侵占他人财物。
马:你这些话当时要说，就能把你抓起来，你信吗？
茆:我当然信！好了不说这些当时谁也不敢吭气的旧话了，还是说说对基层工商业的改造，究竟对谁有利吧？
马:其实我们在农村开小店的，也是吃的土地饭。农民日子好过，我们的生意就好一点，农民很多人饿死了，我们别说做生意了，命也保不住。
茆：只是在你的自传里，可没有看到你这方面的担扰。倒是看到你首先申请要合营，表现得挺积极。选上个十几个人的副经理，还挺高兴的。
马：因为政府天天在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小镇上的小商店，都集中起来一处卖。说一家一户的卖，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路；而集中一处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那就一起卖呗。别像前几年搞土改那样，成了阶级敌人，那可得家破人亡了。
茆：你那时是否觉察到，对你们小工商业的限制改造，和几年前的暴力土改，有什么关联吗？
马：当然有联系了。土改中反复宣传的是要打倒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剥削阶级，而且地主富农们也确实被暴力打倒了，土地耕牛房屋和所谓浮财都被瓜分了。接下来就宣传我们做生意的商人了，说我们也是剥削阶级。不过政府未说要把我们打倒，也未说要没收我们的家产，只要我们联合起来经营，还不是政府对我们的宽大吗？我们敢不积极响应吗？
茆：这么说你们敲锣打鼓响应号召，很重要的一条，还是恐惧！怕遭受到和地主富农们一样的下场。
马：那还要细说吗？我们做生意的，人人心里都清楚，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政府要办的事，是一定要办成了，与其被捆绑着走，不如主动的走。老百姓有句话，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
茆：你能把这件事说的详细一点吗？我们都是那些年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大跃进年代的大饥荒中，我们都差一点被饿死。特别是你们无为县，本来是鱼米之乡的大粮仓，怎么会饿死三十多万人？那一定是经济政策的全面失误，才会有的全面崩溃！现在人们谈论甚多的大炼钢铁和大放粮食卫星等荒唐事，很少见到有人在说小工商业改造的事，其实基层的小工商业者，与农民农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你能对我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为什么参加公私合营，伸头缩头都要挨一刀呢？
马:话来话长。其实新政权一开始时，对我们基层小业主还是比较宽松的。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苛捐杂税丶物价飞涨丶货匝贬值丶百业凋零。新政权必须尽快安排好百姓生活，恢复生机。那时我们做小生意的，日子比较好过。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很流行:“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如梭穿。布朝北呀米向南，朝北向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啊。”唱的是实情。我家去对江芜湖进货，真的就是带大米到江南，再带布匹回江北，来回都有赚头。既繁荣芜湖的米市市场，也搞活了乡村经济，政府也收了税，都是好事嘛，干吗以后说变就变了呢？变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茆:你说的日子好过，那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三反五反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怎么能一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