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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的《1984》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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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蜜罐里泡大的美国人显然无法想象极权主义的恐怖,因此需要奥威尔来用《1984》这样的小说和电影来启蒙,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比小说更丰富。我们有责任帮助没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的美国人来更深刻地认识它,从而确保它在自由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当前。

拉里·阿恩(Larry P. Arnn)是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第十二任院长。他在阿肯色州立大学(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在克莱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获得政府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77年到1980年,他还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和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学习,并在那里担任温斯顿·丘吉尔的官方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研究主任。从1985年开始,他担任克莱蒙特国家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tatesmanshi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所长,直到2000年他被任命为希尔斯代尔学院的院长。他著有《自由与学习:美国教育的演变》、《开国元勋的钥匙:<独立宣言>与<宪法>之间神圣而自然的联系》、以及《丘吉尔的审判:温斯顿·丘吉尔和自由政府的拯救》。

以下文章节选自2020年11月17日在阿肯色州罗杰斯市希尔斯代尔学院举办的招待会上的演讲。

在9月17日的宪法日,我主持了由白宫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这是一件非凡美好的举措。该小组的目的是查明美国历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恢复真相的计划。仪式在国家档案馆举行——我们坐在《独立宣言》和《宪法》原件的前面——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演讲结束后,川普总统前来并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建国之美以及教授美国历史对维护自由的重要性的演讲。

这一非凡的事件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哈利·雅法(Harry Jaffa)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论自由政治学者的必要性》(On the Necessity of a Scholarship of political of Freedom)。它的观点是,为了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原则必须需要某种类型的学术。美国是历史上最深思熟虑的国家——建国的法律文件中阐明了建国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抽象的、普遍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它们就会误入歧途。我之所以想起那篇文章,是因为这次事件是在我自身经历中把学术与自由政治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一次展示。

该委员会是由川普总统倡议,为反对《纽约时报“1619项目”的一部分,该倡议基本上被媒体忽视了。“1619年项目”旨在促进了这样一种教育:那就是奴隶制,而不是自由,才是定义美国历史的事实。而川普总统的“1776年委员会”旨在恢复美国历史教学的真相和诚实地教导美国的历史。这是一项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坚持下去为之而战斗的倡议,不管白宫里是否有一位总统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实际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文明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今天反对学术和自由政治的力量有更激进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摧毁美国。

***

这个秋季学期,我教了一门关于极权主义小说的课程。我们读了其中四本: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C·S·鲁益士(C. S. Lewis)的《那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

极权小说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小说体裁。事实上,“极权主义”这个词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最糟糕的政府形式的旧词是“暴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的统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愿。极权主义是亚里士多德所不知道的,因为它是一种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出现后才可能出现的政府形式。

“科学”这个古老的词来自于拉丁语,意思是“知道”。新单词“technology”来自希腊单词,意思是“制造”。从传统科学到现代科学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自然时,与其说是在寻求了解自然,不如说是在寻求制造东西——最终是改造自然本身。这种改造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人类和政府。充满了这种精神,并运用现代科学的工具,极权主义是一种超越专制的政府形式,试图控制事物的整体。

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著作《波斯战争(The Persian War)》一书的开头叙述道,在波斯,即使是想一些非法的事情也被认为是非法的——换句话说,法律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希罗多德明确指出,波斯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能够通过现代技术的使用更接近。在奥威尔的《1984》中,电视屏幕无处不在,还有隐蔽的摄像机和麦克风。你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会被人看到和听到。人们甚至发现,观察者们已经成为了解读人们面部表情的专家。监督这一切的组织叫做思想警察。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看看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有摄像头监视着人们,他们在互联网上做的一切都被监视着。运行算法,进行实验,给每个人分配一个社会分数。如果你的行为或思考方式不符合政治正确,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比如,你失去了旅行的能力,或者你失去了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系统。顺便说一下,你也可以看看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是如何追踪人们的行动和活动的,他们通常能够提前知道人们将要做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公司越来越有能力、也越来越愿意利用它们收集的信息来操纵人们的想法和决定。

《1984》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叫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的人。他为国家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改写历史。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前有一个远程屏幕,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一切。一边是一个叫做记忆洞的东西——当温斯顿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他以为这些东西被烧掉了,永远失去了。任务通过一根气动管道在气缸中传送给他。这个任务可能涉及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改变国家与之交战的国家:当敌人发生变化时,所有与前一场不同敌人的战争相关的内容都需要删除。或者,这个任务可能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政府的青睐,他受到尊敬的照片需要被修改或从记录中全部删除。温斯顿的工作是修复每一本书、期刊、报纸等揭示或提及过去的真理,使之符合新的真理。

当然,一个人单独是做不到的。根据《1984》小说改编的电影由约翰·赫特(John Hurt)饰演温斯顿·史密斯。在电影中,他们描绘了他工作的房间,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都有像他这样的小隔间里的人。将会有数百万的工人不断地改写过去。本书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是什么让这些努力值得这样去做?政权为什么要这么做?

温斯顿意识到这种改变现实的无穷无尽的巨大努力,使他变得愤世嫉俗和不满。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对过去和真实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一度说道:“每一份记录都被破坏或篡改,每一本书都被重写,每一幅画都被重画,每一座雕像、街道和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一个日期都被修改。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一天一天,一分钟一分钟...除了党永远正确的无穷无尽的现在,什么都不存在。”这些听起来熟悉吗?

由于不满,温斯顿做了两件违法的事:他开始写日记,开始在国家不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一个女人。家庭对国家来说很重要,因为国家需要婴儿。但女性是由国家抚养长大的,她们不能享受与丈夫的关系。而这些孩子——就像今天的中国和前苏联一样——被灌输和教导去监视和告发他们的父母。父母爱他们的孩子,但却一直生活在对他们的恐惧之中。想想由此产生的控制——以及痛苦。

在《1984》电影中社会上有三个阶层:有核心党,其成员掌握一切权力。温斯顿所属的外部党,其成员为核心党工作,并受到核心党的监视和控制。还有无产者,他们像蓝领一样生活在相对不受管制的地区。温斯顿不时到那个地方去冒险。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买东西的小商店。就在商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他和茱莉亚,他爱上的女人,建立了一个家庭,就像他们结婚了一样。他们在那个房间里创造了一个类似私人世界的东西,尽管这个世界是有限制的——例如,他们甚至不能想要孩子,因为如果他们想,他们就会被发现并被杀死。

最后,事实证明,那个店主,一个看似和善的老人,实际上是思想警察的一员。温斯顿和茱莉亚的房间里一直装着一个隐蔽的远程屏幕,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人观察到了。事实上,思想警察已经知道温斯顿已经有了12年的不正常的想法,并且一直在仔细地观察他。当这对夫妇被捕时,他们发誓永远不会背叛对方。他们知道当局可以让他们说出当局希望他们说的任何话,但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发誓,他们会忠诚于他们的爱情。这是一个双方最终都无法兑现的承诺。

经过几个月的折磨,温斯顿认为等待他的是一颗子弹从脑后射向他,这是纳粹和苏联共产党处决人的首选方法。在凯斯特勒(Koestler)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中,主角在供认了自己并没有犯过的罪行后,走在地下室的走廊上,没有任何仪式,他就被人从后脑射中——就像害虫一样——被根除了。温斯顿可没那么容易脱身。他将接受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再教育。他的最后阶段的折磨被描绘成一种极权主义的研讨会。研讨会是由一个叫奥布莱恩(O’Brien)的人主持的,他在电影中被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扮演得非常出色。随着他交替地提高和降低温斯顿的痛苦水平,奥布莱恩引导他了解关于极权政权的全部意义。

温斯顿必须学习双重思想,这是他接受教育的第一步——一种蔑视矛盾律的思维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矛盾律是一切推理的基础,是理解世界的手段。这条定律说,如果X和Y相互排斥,它们不能同时为真。例如,如果A比B高,B比C高,那么C不可能比A高。矛盾律就是这样的。

今天,矛盾律意味着,一个州长不能同时认为,新冠疫情太危险所以不能允许教堂礼拜;而大规模抗议游行是可以接受的。矛盾律也排除这种现象的逻辑性:一个男人宣称自己是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宣称自己是男人,就好像一个人的性别只是个人的意愿确定的——并且还不允许其他人认为这种宣称是荒谬的。

矛盾的律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对真相的了解都存留在过去,因为当下是转瞬即逝的、令人困惑的,而明天尚未到来。另一方面,过去是完整的。亚里斯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甚至说,改变过去——捏造不曾存在的东西——是连上帝也否认了。因为如果某件事既发生了又没有发生,人类就无从理解。而上帝创造我们时,是赋予我们理解能力的。

这就是矛盾律,双重思想艺术否认和违背了这一规律。双重思想的现实表现是折磨温斯顿的政府部门却被称为爱的部门,是国家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的三个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84》里的政权正是为了废除过去而存在的。如果过去可以改变,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人甚至可以超越上帝的力量。但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你知道你为什么受刑?”奥布莱恩问温斯顿。他说:“党并没有试图改善你——党根本不在乎你。“温斯顿逐渐地意识到他之所以存在,就是他只是国家权力的对象。理解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唯一具有意义的能力就是权利。

奥布莱恩说:“我们已经打破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维习惯。”

“我们切断了孩子和父母、男人和男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敢再相信妻子、孩子或朋友。但在未来,我们不会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一出生就被从母亲身边夺走,如同人从母鸡那里取蛋一样。性本能将被根除。生育将成为一年一度的手续,就像发放配给卡一样...除了对党的忠诚之外,什么忠诚也没有。除了老大哥的爱,再也没有别的爱了。这里没有笑声,除了战胜敌人的笑声...所有竞争性的快乐都将被摧毁。但永远——别忘了,温斯顿——总是会有一种对权力的陶醉,不断地增加,不断地变得更微妙。总是,在每一个时刻,都会有胜利的喜悦,踩在无助的敌人身上的感觉。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一张人脸上的画面吧!“

自然最终是不可改变的,当然,人类也不是上帝。极权主义永远不会最终获胜,但它可以赢得足够长的时间来摧毁一个文明。这是我们所参与的斗争的终极利害关系所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脉冲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力量之间。我们可以从双重思想的兴起和强加中看到它,我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企图改写我们的历史中看到它。

***

1989年1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他作为总统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我们想要的是明智的知情的爱国主义。”他问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什么是美国以及她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代表着什么方面做得够好吗?”

随后他发出了一个警告:

”我们这些35岁以上的人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长大的。我们被直截了当地教导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自然而然地,象呼吸空气一样,呼吸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制度的感激。如果你不能从你的家人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你可以从邻居那里得到,从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的邻家父亲那里,或者从在安齐奥失去亲人的那个家庭得到。或者你可以从学校里感受到一种爱国主义。如果其他都行不通了,你还可以从流行文化中感受到一种爱国主义。这些电影颂扬了民主价值观,并含蓄地强化了美国是特殊的这一观念。直到60年代中期,电视也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即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父母不确定,对美国毫不含糊的欣赏是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式。而对于那些创造流行文化的人来说,扎实的爱国主义不再是时尚的风格···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美国是自由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创业自由。自由是特殊而罕见的。它是脆弱的,它需要保护。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在教授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的不是什么流行,而是什么重要——为什么清教徒移民来到这里,吉米·杜立德(Jimmy Doolittle)是谁,在东京上空的30秒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四年前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我读了一封年轻女子写给她曾在奥马哈海滩作战的已故父亲的信...她说:“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诺曼底战士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帮她信守诺言吧。如果我们忘了我们做过的事,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要警告的是,抹除美国人的记忆可能最终会导致美国精神的风化。“

今天,美国的学童们了解到关于托马斯·杰斐逊的两件事:他撰写了《独立宣言》,他曾是一个奴隶主。这是对杰斐逊本人拙劣而不诚实的教育。

我们的学生没有学到什么?他们不知道杰斐逊在《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中写道:“当我想到上帝是公正时,我为我的国家颤抖不已。“他在那本关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较量的书中写道:“在这场的较量中,万能的上帝不具备任何站在我们一边的那种属性。“如果小学生们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会发现杰斐逊是一个复杂的人,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的国家第一次扩张时,它是发生在西北地区,而在那些区域,奴隶制是被禁止的。他们不知道这片领土上的土地是从弗吉尼亚割让给联邦政府的,也不知道根据托马斯·杰斐逊的提议,这份礼物的条件是永久禁止这片土地上的奴隶制。如果学生们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会把杰斐逊看作是这样一个人:他继承了一些东西,自己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他又为这些事情感到后悔,并与之斗争。顺便说一下,他们会了解到,按照人成就的尺度,杰斐逊排名很高。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是建立第一共和国的主要代理人,而且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毕竟,令人震惊的不是我们的一些开国元勋是奴隶主。那时候有很多奴隶制,就像有记录以来一直存在的那样。令人震惊——甚至可以说是奇迹——的是,这些奴隶主建立了一个基于废除奴隶制原则的共和国。

向年轻人全面而诚实地介绍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投资于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是教导他们,虽然美国配得他们的爱这一事实已经好得无比,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是要教育他们,历史中的人,即使是伟大的人,也是人,必须奋斗。通过教育他们,我们预备他们去与困难,与他们周围的邪恶作斗争。相反地,如果我们教导他们:过去是邪恶的,现在他们能够如此完美地看到正义,这是在伤害他们,让他们变得奴性,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情,自己也经受不起考验。

剥夺年轻人的自由精神将剥夺我们整个国家。它最终会剥夺我们的人性。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必须被制止。

原文链接: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orwells-1984-today/

本刊评论:

“极权主义就是当权者对人思想的监控。”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极权主义的特征。

我们这些70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对于极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监控都或多或少有过真切的体验,我们的周遭有多多少少人因为“思想问题”成为专政的对象,被劳教、被监禁,甚至丧失生命!

那时监控的方式主要是来自同学、同事、邻居,甚至是儿女、配偶的报告。如今,传统的监控方式再次被启用,又加上了现代化的强大工具——网络技术——当权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无所不在的电子摄像系统监控所有公民的一举一动。难怪即使我们已经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生活了几十年,依然有许多长辈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言论。”极权主义对人们内心造成的恐惧的阴影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在蜜罐里泡大的美国人显然无法想象极权主义的恐怖,因此需要奥威尔来用《1984》这样的小说和电影来启蒙,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比小说更丰富。我们有责任帮助没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的美国人来更深刻地认识它,从而确保它在自由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当前。

原文链接:http://nacr.info/WordPress/index.php/2021/04/22/orwells-1984-and-today/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北美保守评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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