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窃政之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分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