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北宋东京街市繁华——“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唐宋变革”背景下，商业文明与市民力量经过百年博弈，突破了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的三重压抑才得以实现的。
但令人喟叹的是，宋亡之后，中世纪式的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又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回潮。
虽然被推倒的坊墙没有重建，北魏—隋唐式的坊市结构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明清时期的官府找到了坊墙的替代品，那就是栅栏，在城市的各个巷口设置栅栏。明代弘治元年（1488），朝廷开始在“京城内外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但由于财政没有拨款，工程未完成就停止了，已建好的栅拦，质量也很差，“其已修完栅栏亦不如法，不久损坏”；正德十一年（1516），京城再次修建栅栏，“除宽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系小街巷口相应设门去处，各置立门栅，遇夜关闭”。到明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铁栅，并且上锁”。
清代的城市也是如此。京师内城先建了栅栏，随后“城外各巷口，照城内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军民等不许行走，犯者照例惩治”。同治年间，北京内城已有“栅栏一千一百余道”，外城栅栏莫知其数。其他城市也是栅栏遍布，如江宁府“每夜升放号炮，闻炮之后，栅栏齐闭，违禁行走者，即行拿惩，仍不时委员明查暗缉”。
正如盛唐之时，坊市制与夜禁制是相配套的制度，明清时期的栅栏也是为配合夜禁而诞生的城市设置，入夜，夜禁开始，即关闭栅栏，并上锁，禁止行人出入：“内外城夜禁，均于起更后关闭栅栏，王公以下官民人等皆禁行走。”栅栏的功能，跟坊墙差不多。
宋时已经松懈了的夜禁制度，入元之后也得到强化。元朝法律规定：“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夜禁时间从“一更三点”（大约是晚上8：10）开始，比宋时提前了三个小时；犯夜之人，“笞二十七”，比唐宋时增加了七下。忽必烈时代，朝廷还一度取缔了元宵“放夜”的惯例：“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
明承元制，清又承明制，《大明律》与《大清律》均规定了夜禁制度：“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都是从“一更三点”开始禁夜行，而且对二更至四更时段的犯夜，惩罚更重。
清代有些地方，定更之后，不但“大街小巷????固栅门，不许人行走”，还不准居民“于门外坐卧乘凉”，只有每年的五六七月，盛夏炎暑，才“不禁居民开门纳凉”。太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唐时夜禁开始后，居民若有紧急事外出，可以向本坊的坊正申请公验。清朝时，“居民昏夜有生产急病、请稳延医者”，也允许夜行，但需要先向保甲长申领一块“夜行牌”。夜行牌“长五寸、阔三寸”，由州县衙门核发，盖有官押，并涂上一层桐油，“付第几保第几甲长收执”。出行人申领夜行牌，例由保甲长“验明本人面目、其家产病果真”，若属实，“许给此牌，守栅人问明所至地方，开栅放行；回时即缴；如无此牌者，一概不许放行”。
清朝人发明的这个民用夜行牌（元朝时亦有“夜行象牙圆牌”，供“公务急速”的官吏夜间出行使用），功能相当于唐代的过所。实际上，元明清三朝都恢复了汉唐时期的过所制度，只不过将“过所”的名称改成了“文引”、“路引”。
元朝中统五年（1264），中书省钦奉忽必烈圣旨：“诸斡脱商贾，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招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若公引限满，其公事未毕，依所在倒给。如管民官、军官并其余诸投下人员，若无上司文面勾当，欲往他处勾当，亦听以次人于本处官司告给文引，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每上下半月，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依此法令，凡商人、管民官、军官及诸投下人员，如果出远门，都需要办理文引，连住店都必须勘验文引。
至元二十三年（1286），由于“腹里州城诸投下官司信从人户，以江南等处作买卖为由，滥放文引”，元廷又规定：“今后，诸人若因事或为商贾，前去他所勾当，经由有司衙门陈告，取问邻佑是实，令人保管，别无违碍，方许出给差引，明置文簿销照。”可以看出来，元朝的文引制，与《唐律疏议》确立的过所制是大同小异的。
明朝的路引制度更加苛严：“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出行路程百里以上，即需要办理路引，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管制。如果居民不带路引、擅自出远门呢？后果很严重，被官方发现、抓获的话，轻则打板子，重则充军、处死。惩罚之重，也是史无前例。
洪武六年（1373），常州府有一名居民，因“祖母病笃，远出求医急”，来不及申请路引，结果途中被“吕城巡检司盘获”，“送法司论罪”。还是洪武年间，一名被朝廷征集到南京开胭脂河的工役，因“工满将辞归，偶失去路引”，竟然“分该死，莫为谋”，后幸亏有督工百户向朱元璋求情，才免一死。成化末年，由于“京师多盗”，兵部尚书派官兵“分投街巷，望门审验”流动人口，“凡遇寄居无引者，辄以为盗，悉送系兵司马。一二日间，监房不能容，都市店肆佣工，皆闻风匿避，至闭门罢市者累日”。没有携带路引的流动人口，都被当成强盗抓了起来。
当过刑部侍郎、御史官、巡抚、知县的晚明大学者吕坤，曾设计了一款路引，叫做“远行丁引”。这款路引登记的个人信息，绝对比今天的户口簿都要详尽：“照得本州县卫所某百户某人，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须微须，方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棠色，有无麻疤。今由某处，前至某处，何项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右给付某处某人，准此。州押印，县押印”。凡出远门之人，都需向户籍所在州县的衙门申请远行丁引；回乡之日再将丁引缴还原发衙门注销。若无丁引擅自出行，或者虽有丁引而“脚色不对”，则“所至店家邻佑，或在官各色人等，（将其）拿赴所在衙门，即以奸盗押回原籍查究”。
清代的行政指南书《未信编》亦收录有一份“路引式”，不过其券面登记的信息却不如吕坤丁引之周详，就不赘引了。
总而言之，当历史发展到宋代时，随着“唐宋变革”的完成，坊市制、夜禁制、过所制所代表的社会管制已经日益松动、逐渐消亡，可是到了元明清时期，这三项中世纪制度又都死灰复燃了。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