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将当外送平台骑手的经历写成论文，指外送平台如同牢笼，剥削骑手并削弱自主性，同时借由收集与分析骑手的数据，控制劳动秩序。这篇论文近日引发中国社会关注。
根据相关公开资料，这篇引起讨论的论文名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于2020年年底，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一级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作者是目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研究员陈龙，这篇论文是他过去在就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根据陈龙接受搜狐新闻旗下的媒体极昼工作室访谈时，提到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时指出，“平台与零工经济就是一个牢笼，他（劳动者）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而大数据的垄断把骑手压榨到人类极限，成为了剥削骑手的帮凶。”
据报导，陈龙博士论文研究的核心主题是“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陈龙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
陈龙观察，企业借由平台系统默默搜集骑手的接单情形、行车纪录，借由大数据分析骑手的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做为控制骑手的工具，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数位）控制不仅削弱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陈龙说，企业借由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让企业本身从这个控制过程中隐身，让骑手遍寻不着，却又能达到实质管理的目的。
他指出，管理一般是分成3个方面，第一是“指导”、第二是“评估”、第三是“奖惩”。过去这3项都是由老板决定，然而在外送平台产业，“老板”的角色消失了，对于骑手的指导（派单）是由系统负责，评估（好坏评）是由消费者负责，奖惩又回到系统的手上。
陈龙提到，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因为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到了，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系统造成的。”
据他观察，在这样的数位管理之下，平台公司看似放弃对骑手的直接控制，但实际上则淡化了平台公司作为雇主的责任，劳资冲突也被转嫁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仿佛不再是公司本身必须负责。
陈龙坦言，在2018年撰写这篇论文时，认为换工作可能是一种骑手反抗（数位控制）的方式，但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
他认为，“（改变）很难。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