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后脊梁一阵发憷。
盖因不久前看到网上一篇文章，作者以激愤的情感，激烈的言辞，居高临下，引经据典，抨击驳斥社会上一个流行说法：“大锅饭养懒人”。试想，他人仅仅将生产队社员说成“懒人”，尚且遭到如此反击；我这里将生产队社员说成“贼”，岂不是坐等挨砖吗？
其实，标题这句话绝非我的发明创造。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某天在地里割红薯蔓，当着众多社员面，我们生产队长跟一位男社员吵起架来。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吵架甚至打骂，在当时是家常便饭。吵着吵着，队长披露并指责该社员曾经偷窃过集体财物一事。该社员感到理屈词穷，却仍不示弱，狡辩道：“偷就偷了，咋的，生产队哪个社员不是贼？”
这话，我听了倒吸一口冷气。
照此逻辑，生产队社员都是“贼”，我也是一名社员，我岂不也是一个“贼”？
我生长在农村，大约十岁左右，就利用假期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比如夏天捡拾麦穗，秋天收摘棉花，为的是能够挣一点工分，替父母分忧解愁。这两种农活比较起来，捡麦穗头顶烈日，口干舌燥，酷热难耐；摘棉花秋高气爽，有条不紊，只需小手灵巧，相对来说轻松些。另外，做这两种农活，按每个人捡拾收摘的斤两记工分，干得数量越多就能多劳多得。“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自小就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刻烙印。
老家晋南农村是山西省闻名的粮棉之乡。夏天收割小麦，称作“龙口夺食”。上级强调要“以粮为纲”“颗粒归仓”，但是，小麦割倒后，有不少麦穗散落在田间，就会有社员私自捡拾，偷偷摸摸拿回家中。我上小学时，有几个麦假期间，不是上地捡拾麦穗，而是参加大队和学校共同组织的“红哨兵”队伍。挑选“红哨兵”，要求思想觉悟高，道德品质好，学习成绩好，热爱集体等等。
“红哨兵”的任务，是把三四个学生分作一组，白天一整天把守在村南或村北的一个村口，中间回家吃饭轮流替换，负责监督检查下地归来的社员，不允许他们把一颗麦穗带回家去。大队按出勤天数给我们记工分。为啥让小学生做这种事？因为小学生天真听话，做事较真，不讲情面。
我们就像当年抗战时根据地站岗查路条的儿童团员一样，每天守在村口，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紧盯着下地社员身后背的割草筐子。一旦发现形迹可疑，立即上前拦阻，严令其放下草筐，接受检查。明知村口有“红哨兵”把守，个别社员仍心存侥幸，在筐子下面隐藏着捡拾的麦穗，上面覆盖一层青草伪装，企图蒙混过关。
每当“西洋景”被当场拆穿，我们把缴获的“战利品”送到附近的生产队打麦场。而那些捡拾麦穗的社员，并不以为耻，有的一笑了之，有的挺不服气，嘴里骂骂咧咧，拎上空筐子一走了之。围观的社员对此司空见惯，也没有愤然谴责，人人瞧热闹，哄场大笑散去。你说，哪些私自捡拾集体麦穗的社员，算不算是个“贼”呢？
白天，每个村口均有“红哨兵”严防死守。夜晚，则有大队治保股分派的治安保卫员巡查。这些保卫员负责村庄的治安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护青”，即看护集体成熟的庄稼。每年春天，我们这些小学生放学后，拎着筐子上地里给猪羊割草，经常偷偷采摘刚刚发芽的嫩苜蓿，拿回家中拌菜吃。一来是尝个新鲜，二来可用野菜代替粮食。苜蓿是生产队种植喂牲口的，发芽后遭到社员一次又一次野蛮采摘，不能正常生长，势必影响牲口饲养。
“护青”的保卫员便驱赶我们，他跑到北边，南边的一伙学生又开始采摘了，彼此玩起了“捉迷藏”。秋天，我们还会躲开保卫员视线偷窃集体的瓜果。小孩子倘若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大人发现后，管教得十分严厉；对于“偷窃”集体苜蓿瓜果这类行为，一般家长并不过分批评，甚至有的家长还夸赞孩子“有本事”。遇到机会，大人们也会采摘苜蓿和瓜果。你说，我们这些“偷窃”苜蓿和瓜果的小社员，算不算是个“贼”呢？
棉花当时是国家统购物资，集体生产的棉花全部出售给国家，支援纺织业和国防建设。一年到头，每个社员仅分得一二斤皮棉，全家人纺线织布絮棉，根本不够使用。家庭有娶媳妇嫁姑娘的，做新被褥新衣裳，更需要大量棉花。棉籽榨油，也主要由国家收购，每个社员一年仅能分到二三两棉籽油食用。其惨状可见一斑。
“文革”前，晋南的闻喜县出过一位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名叫吴吉昌，曾经跟大寨的劳模陈永贵一样，头上戴一条白羊肚毛巾，多次赴北京开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曾当面嘱托吴吉昌，要研究好棉花的科学栽培技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写过一篇宣传植棉模范吴吉昌的长篇通讯，标题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列为新闻作品范文，曾轰动一时。
我后来阅读美国的历史书籍，在十七、十八世纪，北美南部各州的白人种植园主，花钱购买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黑人为奴，就是因为他们庄园里大量种植棉花，亟需男女劳力。棉花的丰产，不仅填满了农场主们腰间的荷包，而且生产的大量棉花远涉重洋运到英国，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纺织业的繁荣兴盛，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滚滚车轮。
棉花的种植和管理工序极其复杂，撇老叶、抹油芽、掐尖顶等活计，需要由耐心细致的妇女承担。我母亲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心灵手巧。她跟我父亲一样，出生在离万荣县不远的乡宁县。乡宁是山区，不栽种棉花，母亲的植棉技术和纺线织布技能，都是在她二十多岁定居到万荣县之后，才跟当地妇女一一学会的。因为用心，竟然比当地的妇女做得还要好，颇受乡亲们夸赞和敬重。
“大锅饭”不仅惯出一些社员好吃懒作的毛病，而且小偷小摸的恶习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秋季，男劳力忙着播种小麦，收摘棉花的任务主要依靠妇女和放了秋假的小学生，就像现在河南安徽的妇女长途爬涉上新疆采摘棉花一样。不少女社员摘棉花时，用腿带将两个裤脚口扎紧，然后精心挑拣最好的棉花，悄悄塞进裤裆和上衣胸部。每采摘一次棉花，浑身上下鼓囊囊的，足足能“偷窃”两三斤籽棉。我摘棉花时，不止一次亲眼瞅见有的女社员，摸摸索索往衣服里面塞棉花。
对此现象，带领采摘棉花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心知肚明，却不愿得罪人，常常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一遍遍叫喊：“大伙儿注意啦，今天收工时，要一个个搜身啰！”这般虚张声势，只能吓唬吓唬胆小的妇女，胆子大的照样“偷窃”。
有几次，妇女主任动了真格的。当妇女们一个个背着采摘的大大小小棉花包，回到生产队仓库排队称棉花记分量，妇女队长叫上几个女帮手，把我们小男孩赶走，对女社员挨个搜身，每一次都“斩获”不少。然而，那些被搜出棉花的妇女，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大的丑事，只能自认倒霉。其他人呢，彼此心照不宣。翌日上地采摘，照样有妇女“偷偷摸摸”。你说，那些“偷窃”棉花的女社员，算不算是个“贼”？
我母亲也跟女社员一样，天天上地采摘棉花，却从来没干过这种龌龊事。也曾有“好心人”私下点拨她：你光靠摘棉花能挣几个工分，自个悄悄捞摸点，积少成多，私下能卖不少钱呢。母亲笑而不语，仍然我行我素。她既没有“偷窃”棉花，也从不举报他人。我想，这并不说明母亲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因为她深知，我父亲被错划“历史反革命分子”正在挨批挨整，做妻子的不能因为触犯小偷小摸，授人以柄，再给丈夫、给子女、给这个家庭带来麻烦和灾难。
吃“大锅饭”时，我们村12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均有四五个饲养室，集中饲养集体的骡马、毛驴和大黄牛。饲养员的人选，都是思想觉悟高、人品好、懂牲口的男社员。大牲畜每天除了吃青草和干草，还有玉米、高粱、黑豆等主饲料。为了防止饲养员把一口袋一口袋饲料拿回饲养室，没能全部喂养给牲口，“偷窃”回家，供家人食用。于是，队干部别出心裁，在分发饲料时，故意把几种粮食混搅在一起。如此一来，饲养员即便把饲料偷拿回家，家人也无法食用。
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混搅在一起的饲料人没法吃，却能够喂猪。那时社员喂养的肥猪由国家统一收购，一头猪能卖几十块钱，还可获得少量布票、粮票等奖励。多数社员家粮食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养肥猪？家里养猪喂的多是青草和刷锅水，汤汤水水很难喂出一头大肥猪来。与此相反，各生产队不少喂牲口的饲养员，家里却能年年出栏一头大肥猪，个中情由，不言自明。在此借用小品《功夫》范伟的一句台词：“防不胜防哪！”你说，那些“偷窃”牲口饲料喂猪的饲养员，算不算是一个“贼”呢？
我们生产队有几个仓库，分别存放社员的口粮、种子、饲料、化肥、农具等。这些仓库，有的是集体的房屋，有的是集体租用社员的房屋，我家的北房就被生产队占了十多年。仓库的大门上挂着三把大铁锁，号称“三把锁”，三把钥匙分别由保管员和群众推选出的另外两名“老实”社员掌管。需要开仓库进行分粮等事宜，必须三人同时到场开锁，才能打开仓库大门。这种相互制约机制，目的在于预防保管员独掌钥匙从中作弊。你说，这般不信任保管员的作法，算不算是防“贼”呢？
“懒人”，一般是指不爱劳动的人。“贼”，一种解释是偷东西的人。二者相较，“懒人”比“贼”还略胜一筹。“大锅饭”干活大哄弄，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社员的积极性，无疑造成“懒人”成堆。那么，不少社员，或者可以说相当多的社员，为什么还要做“贼”呢？
究其原因，一是饿怕了，穷怕了。“大锅饭”时，好的年景生产队小麦亩产仅200斤左右，收获的小麦几乎全部卖给了国家，社员人均口粮100多斤，其中包括一部分玉米、高粱等返销粮。社员们一年到头甭说吃细粮，粗粮也不够吃，一些人瞅见机会就偷拿集体粮棉，以解燃眉之急，跟孔乙己“窃书者不为偷”大概是同一道理。
第二个原因，他们偷窃的集体财物，轮到每个社员名下，仅为九牛一毛，表面看，跟他人没有直接损害和厉害冲突。这样，多数社员不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予以举报和阻止，反倒形成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局面。脸皮厚的社员偷到手就占了便宜，脸皮薄的只好干瞪眼。
另外一个原因是法制不健全。有时候“贼”被大队保卫员逮住了，大队干部进行处理，责令其背着或拉着一平车赃物，手敲小铜锣，游街示众。结果，甭说“杀鸡儆猴”，连做“贼”的本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难保下次还会“偷窃”。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仪。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如果说“大锅饭”时社员的偷窃行为是因为一个“穷”字，今天农村生活普遍富裕了，可是，遇到高速路上大货车倾覆，附近村庄的农民成群结队赶来哄抢撒落地上的物品，竟然还有人开着三轮车载东西，警察来了也拦不住。这不应当发生的怪事，是不是要从人性“自私贪婪”的一面寻找原因呢？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华国锋上台。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宣传要在全国建成若干个大寨县。但是，学大寨口号越是喊得震天响，农业生产就是搞不上去。村里社员吃不饱，没钱花，迫使一些社员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邪道”。
那是我高中毕业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一连几天，我发现本队几位年轻力壮的男社员，上地干活没精打采的，中午休息下来就靠着崖畔呼呼大睡。询问原因，他们个个神神秘秘的。突然，一天晚上，上级派来的驻村“工作队”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召开社员大会，会上公开点名我们生产队那几位干活“睡觉”的男社员，责令他们站在戏台前“示众”，然后“上纲上线”予以批判，其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棉花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
原来，这几位社员利用夜晚，骑上自行车奔赴60里开外的临猗县农村，私下从社员手里购买回棉花，偷偷摸摸卖掉，从中赚一点差价。此事不知哪个社员向大队干部举报了，于是东窗事发，犯事者被一网打尽，藏在家中尚未卖出的棉花也被没收了。批判会后，这几位倒贩棉花的社员被关进大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生产队队长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受到停职检查处分。
那年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分盛行，就是将犯了错误的干部社员关在一间屋子里，失去行动自由，一天三顿由家属送饭吃，集中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社论，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提高思想觉悟。“学习班”有时一办就是一个多月。这几位倒贩棉花的社员，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自认为大队干部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学习就学习呗，只是学习期间不能参加劳动挣工分罢了。
驻村“工作队”责令被“停职检查”的生产队长写书面检查。他虽然精通农活，指挥调度生产有方，但大字不识几个，求我帮忙。我花费了一天一夜，替他写出一篇十几页稿纸的检查。内容无非是对照报纸社论，把自己臭骂一通，什么不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读书看报，只顾埋头抓生产，不看方向路线，头脑里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不起组织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最后来一番表态，痛改前非。
检查递交上去，驻村“工作队”队长看后，问他：“这检查是你写的吗？”他如实回答找人代笔。又问：“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思想认识？”他回答是。“工作队”队长说：“不错嘛，认识还是蛮深刻的，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把握好革命和生产的大方向。”不几天，他的“停职检查”被取消，重新“官复原职”。关键是真不让他当队长，秋收大忙季节，生产队里一摊子事，涉及几百口人的吃饭穿衣，谁来料理呢？
至于参加“学习班”的那几位社员，被关了十几天，也放出来了。当时，在国家统一管理的商业流通中，“投机倒把”是一桩不小的罪名。不过，还要看罪名发生在谁的身上。假如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会被判刑。这几位社员都是响当当的贫农成分，谁又能把他们咋样？
我纳闷的是，他们远赴临猗县倒贩棉花，是从一户户社员家里偷偷收购的，那些社员家的棉花又是从哪里弄来的？会不会也跟我看到的摘棉花妇女“偷窃”棉花一样呢？如果是，就充分说明，女社员“裤裆藏棉花”，在“粮棉之乡”的晋南农村是一种普遍现象。生产队社员哪个不是“贼”？绝非空穴来风。
有一句歌颂人民公社的歌词：“公社是个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长青藤先自枯萎腐烂了，瓜儿还会好吗？
1978年夏，我参加高考一结束，立刻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恰好，生产队队长跟一位种西瓜的老农发生纠纷，老农一赌气，撂挑子离开瓜园，想给队长一个难堪。谁知队长来了牛脾气，不买他的账，顺手派我去看护瓜园。
此时西瓜即将成熟，瓜园还有两位老农，一位是种瓜能手冯大爷，解放前在陕西那边做过生意，能说会道；另一位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温大爷，别看他沉默寡言，貌不惊人，解放前他一家数口从河南逃荒来到我们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给村里的地主扛长工。土改运动中，他家被划为贫雇农，积极投入斗争，担任农会干部，并“火线”入党，分到一座遭斗地主的四合大院。温大爷干活肯吃苦，不讲价钱，在群众中威望极高。村里人议论，温大爷吃亏在于没有文化，不然，以他的资历，早就进城做了大官。
几百米长的瓜园一溜搭起三个瓜棚，我跟冯大爷、温大爷各守一个，白天轮流值班看瓜，夜晚三人都睡在瓜园，提防本村和外村的小青年从庄稼地里摸进瓜园偷窃西瓜。偷瓜者抱走几个西瓜并不太重要，最怕的是进了瓜园踩断许多瓜藤，危害其他西瓜生长。我在瓜园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可以随便挑选西瓜吃。就在西瓜即将全部下园前夕，温大爷悄悄告我说：你挑上几颗好西瓜，趁黑夜送回家去，给家里大人吃。冯大爷也如此劝告我。
那两天夜晚，温大爷和冯大爷分别拿着草筐子，往各自家里送过两趟西瓜，他俩从春到夏忙在瓜园，满总也就拿了七八个西瓜而已。家里人能够品尝到西瓜，就省得再花钱买西瓜吃了。说到底，还是一个“穷”字闹的。温、冯两位大爷早已谢世，我这里抖落出他们的糗事，实在对不住，失敬了，愿在天之灵勿怪。你说，连苦大仇深的老党员、贫协组长也瞅机会“偷窃”集体西瓜，我们还能相信谁不是“贼”呢？
我当时没有照他们说的做，也没有举报他们的行为。不是我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其实想法很单纯，感觉高考成绩还不错，马上就要上大学告别农村了，没必要“偷窃”几个西瓜，落个“贼”名声。事后，温大爷逢人就说：“印谱这娃真干！”意思是明明有机会占集体一点便宜，我却不为所动。
实践证明，集体“大锅饭”的生产模式，孕育、制造出一个个“贼”；反过来，一个个“贼”又噬咬、蚕食着集体成果。“护青”、“红哨兵”、“三把锁”、“游街示众”、“搜身”、“学习班”一系列做法，皆是为政者绞尽脑汁对于“贼”的恫吓与惩戒。然而，没有对症下药，大“贼”小“贼”，男“贼”女“贼”，仍然层出不穷。“草筐藏麦穗”“裤裆藏棉花”，难道不是生产队社员对集体化体制的极端反感和沉默对抗吗？
“生产队哪个社员不是贼？”那位跟生产队长吵架的社员激愤时冒出的这句话，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无情地撕开了人民公社“大锅饭”华丽的台布，暴露出“莺歌燕舞”背后的“路有冻死骨”。这种“大锅饭”实在吃不下去了，当安徽省小岗村十几户社员摁手印立下承包土地的生死状后，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摧枯拉朽般打碎了集体化那一口口“大锅”，一两年时间，勤劳善良的老百姓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逐渐奔向富裕之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老家的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平展展祖祖辈辈种植小麦棉花的黄土地上，改种了苹果树，每年村里收入十几万元的家庭不在少数，纷纷盖起了二层楼房。我望着缀满枝头的苹果林，询问儿时的伙伴：“现在村里还有没有‘护青’的保卫员？还有没有‘贼’偷窃苹果？”他们哈哈大笑：“嗨！家家户户年产几万、十几万斤苹果，到了收获季节，自家的苹果都要花钱雇人来采摘，哪里还去偷别人的？！”
前后对比，又说明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