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从公众视野消失，潜入地下，不久也告别了中国，所以五月廿日是我永远铭记的日子。第二年夏天我在普林斯顿写了此文，可谓我对八九最初的审视，不是为了反省，而是学到许多新的理念，回眸那场风暴，实在是茅塞顿开，不写不快。这阵子，我仿佛在脸书上摆弄了一个系列，它也到此结束。】
一、两头受气
我大概是八九民运的第一懦夫，北京话所谓“怂包”——五月廿日凌晨，在翠微路上从从别人手中的袖珍收音机里听到李鹏的戒严令，竟没敢等到第二天从电视里瞅一眼他那副历史性的丑容，我就逃出了北京城。所以逃到海外以后，我没有资格像别人那样炫耀“广场经历”。
起初我听着别人慷慨陈述，颇觉惊异，怎么？在这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大崩溃中，中国是唯一的输家，哪里会逃出这许多英雄？但听得多了，渐渐让我暗生出一股羞惭，觉得很对不起头上那顶“菁英”的桂冠。别人的“英雄事迹”，常常会使我因为实在想不出自己究竟怎样“策划”、“煽动”了这场“暴乱”而感到无地自容。学生领袖们倒是血气犹存，每每谈起广场，颇为鄙视知识分子，偶尔弄出口角来，他们便会嘘道：‘哼，除了刘晓波，你们这帮菁英没一个让我佩服的。’
据说严家祺因此曾深觉人格受辱，而流亡诗人徐刚则只是淡淡一笑道：“英雄都归你们去当，我来当这个狗熊，还不行吗？”（其实“六四”那晚他还在广场，而后来他选择回国。）
这是一种尴尬。“八九”民运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史无前例的尴尬。中共说他们是“黑手J，而中国老百姓则说他们是“怂包”。在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如果要我来描述一下知识分子在“八九”斗民运中的表现，我想说三句话，即：心理恐惧、角色尴尬、理念超前。
二、身后空空荡荡
先说恐惧。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听到胡耀邦去世时的心情，那晚正好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夫妇举行告别派对，北京知识界大部分熟悉的面孔都可以在那座大使官邸碰到。喝酒、聊天、唱歌之际，突然一个消息在悄悄传送：知道吗？胡耀邦死了！我心里格登一下：完了。中国要乱了。回家的路上，车子经过天安门，灯火黯淡，细雨霏霏，我对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恐怕是到了咱们该撒的时候了。
我不讳言，一九八八年以来，我内心深处一直有种莫名的恐惧。远志明多次邀我到外地去讲《河殇》；我都推辞了。北大、清华、师大的学生会来请我去演讲，我也婉辞了。我不敢同大学生接触，生怕一去，第二天就会被“内参”捅上去。此前，方励之夫妇赴长城饭店参加布希总统晚宴被阻一事，仿佛是一个信号。方励之说那晚他在便衣警察的围追堵截中，真的感到了恐怖：你会觉得在茫茫黑夜裹四处都是狼群，而你手中连根烧火棍都没有。我是能够体会到这种恐怖感的——谁能说在八八年、八九年方励之只身向邓小平挑战不勇敢？可他还是感到巨大的孤独。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他独自往前冲的时候，很像我们在美国迪斯尼卡通片裹看到的那个唐老鸭――自己撞得鼻青脸肿，身后却空空荡荡。
北京知识界这几年一直在某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之中。很早就有人危言从听地预言中国在走投无路时会出现军管，谁也没有料到这军管竟以坦克和屠杀的面目登台。知识分子大都很珍惜这十年改革的局面，尽管这种改革使得他们斯文扫地，卖文为生都难糊口，这总比军管好。恐惧使得他们害怕少不更事的学生们出来一闹，反而给那些半截入土的老人党以军管的口实。“八九”民运一场长安街血肉横飞，到头来果然落了个军管的结局，你能说当初这些知识分子的担忧没道理吗？（这三十年“高压维稳”比野蛮的军管可摩登多了，最后还崛起了。）
记得八八年底，一位懂点星相的朋友告诉我，他夜观天象，看出近几年内有血光之灾，惨烈超过“文革”，要我尽早谋划脱身。我似信非信，但内心的恐惧却加重了。狂飙突起，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想赶快离开北京。四月十九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路经北师大，在车上见校门口黑压压无数人，道路断绝……走到家门口，迎面碰上一批批从北大、清华骑自行车赶路的学生，像是纷纷奔赴战场。暮色里，我闪在路旁，内心觉得自己像一个怯懦的看客……。’
三、理性的冰块
尴尬。
我没走成，便去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四月二十一大早，一个素不相识的北大青年教师砸开我家门，声泪俱下地骂道：‘平时你们鼓动民主，如今学生起来了，你们却缩在后面看热烈，太不像话了！’
我很内疚。于是就在包遵信发起的知识界第一封声援信上签了名——只是声援而已，知识界在这场学潮中始终未能摆脱这个立场，在政府和学生之间，莫名其妙地充当一个谁也不买账的斡旋者，不知道命运为什么给我们分派了一个如此难堪的角色？最难堪的场面发生在五月十四日夜里的广场纪念碑底下。
戴晴领了十二个学者、作家去劝学生彻出广场。临去前十二个人争辩了一通。严家其说：政府一点妥协不肯，我们如何劝得动学生？不如不去。温元凯说，政府可能武力清场，学生要流血，这个关键时候，知识分子不能不管。李泽厚说，知识分子要讲理性，学生一开始很有理性，现在渐渐情绪化了，知识分子应当帮助他们。最后大家还是去了。
人山人海的广场像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我的感觉是，倒进一点理性的冰块，大概只能听到几声“滋滋”就不见踪影了。我们十二个人像“使节”一样被纠察队一路吆喝送到纪念碑底下，那情景现在回忆起来有点滑稽。十二个人轮番讲演了几句。除温元凯尚不怯阵，还能讲得抑扬顿挫，余者皆笨嘴拙舌。这一干人大多能妙笔生花、思若悬河，临到这种万头攒动的群众运动的场合，就没了雄辩煽动的口才，比起吾尔开希和柴玲来，就缺了一种天分，哪里驾驭得了？待戴晴讲了妥协的条件——由赵紫阳、李鹏此刻来广场对同学们讲一句“你们是爱国的”，大家就撒离，人群中似有掌声。旋即，忽有人读起《绝食誓词》，情绪倏然高潮。我意识到，我们送来的那点理性的冰块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化得没影了。十二人又被纠察队吆喝着送出广场时，我听得两旁人潮中还不断有人叫道：‘嘿！别走哇，再说点什么。’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便不再想参与。我想起七十年前的一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早晨，蔡元培急匆匆从东四赶到沙滩北京大学，在校门口挡住要去游行的学生，结果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一边待着。不知孑民先生当时是否有螳臂挡车之感？
四、无家可归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时，我在华盛顿有幸请教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充当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
许先生说他只能从历史长程看问题。他认为，古代中国读书人，原本就是游历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不过儒家靠他们那套学说有整合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评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众；一旦他与皇权闹翻，他可以回到家乡去耕田种地，同时教子弟读书。有家可归时古代儒生不怕皇权的退路。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没了这条退路。你看有哪一个做大官的或在大学里教书的读书人，后来回到他的家乡去了？没有。在共产体制下，这种情形就更严重。毛泽东老把知识分子往底层赶，他知道你到那里就没用了。而知识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层，回到官场上去。邓小平上台以后，说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纷纷回到体制内去帮助共产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这番话使我联想起陈一咨的经历。为了一部电视片，我们曾经采访他，请他谈谈为什么要进入体制内去改革。陈一咨在学生时代所受到的迫害，是同龄人中很少见的，他大学时就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时又被批斗过上百次，三次几乎被打死，受他牵连，外祖母、舅舅、女朋友惨被整死。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赵紫阳的智囊？陈一咨讲得很明白：
‘我从小就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信奉那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被赶到农村二十年，亲眼看到农民过得猪狗不如的生活，知道在现行条件下要改变它，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进入中央改变最高决策。’
应当说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像陈一咨做得那样成功。他的确达到了改变农民生活的目的。然而只要邓小平一翻脸，连赵紫阳都得下台，陈一咨只有流亡一条路。他无家可归。
五、急行军
尴尬和恐惧均来源于知识分子清醒地知道他没有能力独立整合这个社会，由此便产生了自戊戌维新以来的那种渐进的改良的政治理念。百多年来，这种改良路线总被疾风暴雨的急行军式的激进革命所打断，因而在历史的幻影中，它只留下失败的纪录，从康梁直至蔡元培、胡适，总被后人嘲笑。
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六君子虽然头断菜市口，但改革的渐进过程并未停止。慈禧在一九○五年实行的“改革”，有些方面甚至比“百日维新”还往前走了；“五四”运动前，新文化的大师们都主张为中国奠定教育和学术的基础，反对激进的革命，后来陈独秀耐不住性子去组党搞革命，反而自我沦丧。蔡元培、胡适打下的底子，日后对台湾的现代化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相反，激进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未达成它的初衷，而只造成灾难。辛亥推翻皇权，却未能迎来共和，倒是造下了中国现代强人政治的恶果。蒋介石和毛泽东斗了三十年，末了把个中国推进共产制度里去。原来已经藏污纳垢的传统文化经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一改造，变得愈加不中不西，充满邪恶，洋洋四千年文明，仅经历了百年的错乱期，其民力、自然、道德三大资源几乎丧失殆尽，中华民族何曾有过这样的惨祸？
我之厌恶激进主义，常常只是感于现实环境的严酷，不作匹夫之勇。人只有当他直面惨烈时，才是冷静和聪明的，才有依据常识而生的理性。如今海外激进革命的呼声甚高，乃是人们在西方自由环境下，一没有刺刀顶在后面的冰凉，二没有坐牢的威胁，三没有柴米油盐的忧虑，于是可以呷著咖啡奢谈“暴力”。
六、智慧生锈
理性源于恐惧，一如“容忍”源于害怕互相迫害。西方人的宽容精神，首先是从提倡宗教上的容忍开始的，没有容忍便不会有双方的自由。民主的精义在于妥协，也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我想大学生们在学潮之初的那种极为理智和策略的做法，包括“四二七”大游行弄得警察和军队都不敢镇压，并非“长胡子”的知识分子在背后出的主意，实在是他们自己太清楚这件事的危险性，许多人是兜里揣著遗书上街的，因此他们很知道分寸在哪里。恐惧使他们产生政治智慧，“和平、非暴力”这个口号不是基于天真幼稚，而恰恰是基于对实力对比的清醒。然而，一次成功就可能使人丧失清醒，误以为自己非常强大。“四二七”以后，试想会有一个学生领袖想到这一天政府事实上也作出了让步吗？看不到对手做出的妥协在哪里，正是不再害怕它的一种心理反应。恐惧变得迟钝了，智慧因此生锈。
《河殇》里面曾经说过，传统的中国人不是顺民就是暴民。这界限就是恐惧。专制的功能就在于维持这种恐惧。毛泽东时代的“全能政治”，包括他个人的魅力，是不需要让暴力表面化的。恐惧变成下意识藏在个人的心底。邓小平时代则不然，他太缺乏魅力，连相声演员都敢奚落他。这一段看似“宽松”、“开明”的时期，造成的一个最大错觉，就是中国人差不多快忘了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本质。五月下旬，全北京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处于大军包围之下，城内却弥漫着不相信解放军敢入城的童稚般的情绪。
我在最后逗留之际，通宵站在街头体验著老百姓的盲目乐观情绪，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一个受了共产党那么多祸害的民族，居然只会根据它那虚伪的政治文化来判断它，不相信它会杀人。
我的许多朋友从一开始就同争论，也是认为共产党不敢使用暴力，他们的根据很简单也很可笑：因为毛泽东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正因为不相信邓小平敢开枪，伤亡才会如此惨重。有多少人是子弹穿过体内还不相信是真的呵！事后我总想，知识分子不能让这个民族相信妥协也倒罢了，它甚至不能让这个民族相信恐惧，它的尴尬应是到了极点！理性的无奈实在是莫过于此。
七、从“现有”出发
自然，知识分子的理性确也发挥过作用。曹思源发动的“要求召开紧急人大”的签名活动，是这次学潮中唯一诉诸宪法的行为，没有任何行为比它更合法更理性，曹思源的政治思想，历来是主张从现有法律出发，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从“无”中创造出“有”来，而是疏导已成事实。林毓生教授曾用洛克论“容忍”的例子阐述这一观点，令人极受启发：
‘他（洛克）主张各教派彼此应该容忍。其主要的论点是要求各个教派接受既定的事实，西方历史演变至十七世纪，与洛克论点有关的既定事实主要有两项：一、政教分离，二、不同教派风起云涌……洛克的基本论式是顺着许多人都承认的既定的事实加以推衍，求其合理的含义。’
曹思源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他却用既成的宪法作了一个庄严的判决：中共政权已经失去合法性。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既定的事实，用坦克也无法推翻，这应当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成果。一个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的政权，无论它有多么强大，内心必然恐惧。而恐惧会使它慢慢恢复理智，这是铁律。
刘晓波他们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即将成为屠场的关头，将数千学生领回人间，可以说是在全北京的疯狂中，理性的一次最强有力的闪耀。“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当柴玲他们认定只有牺牲才是“最高原则”的时候，当学生们已经不惧怕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他们的理性能够取胜，真是一个奇迹。可惜这个奇迹来得太晚了。
刘晓波以他的行动证明了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是多么重要。知识分子虽然抱持着正确理念，但从学潮一开始就迟疑观望，怕当“黑手”，结果失去了学生的信任，使理性无法被他们接受，教训沉痛。时至今日，即使在海外，仍有不少名流在同政治“撇清”，并美其名曰“自由知识分子的超越”，实在只是一种言不由衷的遁辞。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颇能学来当年胡适的清高，却永远不会去学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
八、巨人变侏儒
恐惧是把双刃剑。它会让你产生理性，但也会使你丧失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体制下的最大悲剧，就是丧失了道德勇气，所谓“脊梁骨”被毛泽东打断了。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气，来源于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能够整合社会，在这个过程可以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资质远比你的权力更要紧；另一方面他又向民众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导师，整个社会以伦理道德为轴心，这个轴心又立于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顶天立地的。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崩溃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转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价值，他一下就从巨人变成侏儒。对于还滞留在前现代的中国，西方观念不为民众所接受，也无法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只有毛泽东靠着最具摧毁力的传统农民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泽东做到了，于是纷纷臣服于他。这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整体沦丧，其中悲苦，不必细说。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何故自杀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崩溃了，必然会给它的文化人带来灾难。他仿佛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浩劫。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传统思想来恢复胸中那股“浩然之气”？“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恢复道德勇气的第一步，就是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种角色依然陷入尴尬，因为共产党政权并不跟你讲良知。它会把它“最优秀”也“最忠诚”的党员，如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开除出党。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会再去充当儒生的传统角色，而要站到共产党体制外搞民主政治。这一来，他们又同那个传统社会有距离了。
八九前夕，方励之想组成知识分子的压力集团，却没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肯同他为伍，这便种下了学潮中知识分子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组织的前因，进而也注定了如今海外民运组织缺乏成熟政治领袖。以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难艰，从传统人格转换为现代独立人格的难艰，都妨碍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们陷入一个巨大的悖论：不借助传统他便无力，而他的目标正是要改变这个传统社会。
九、靠常识存活
许多往日情同手足的朋友，如今不是陷在狱中，就是下落不明，或者整日生活在监视和恐惧中。近年来一直为我染指政治而担惊受怕的妻子，如今果真要她独自留在国内承受对我的批判，我也不知道她如何向九岁的儿子解释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年迈多病的父亲像当年“文革”中我不敢理他一样不敢理我，妈妈则每次听到我的电话就泣不成声，她总怕等不到我回家的那一天。
我生性怯懦，也从未有过跟体制决裂的那种自觉和勇气；自己四十年的经历没遭过罪，就是受职业驱使写了太多别人的苦难，变成一个异端，《河殇》竟弄到要将我下狱，国内有篇批判我的文章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苏晓康的身上失败了，言词似乎甚惋惜。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个个受共产党洗脑极深，又个个都是被这个党逼成叛逆，哪里用得着“资产阶级”来争夺？看待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衡量历史前倒退的原则，甚至包括法制、民主、道德这些最基本概念，最初也不是西方“污染”的，而在这个共产党社会里濡染的，何以就不准我拿着它们去检测这个党、社会和邓小平呢？理性原本并不深奥，它是基于常识，人类靠常识存活，则常识就万年长青，读书人失去传统，但现代仍乘传了古老的常识，所以知识分子不会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