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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之心:六四35周年祭:不杀学生中共会下台吗历史为何总是让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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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北京大屠杀已然过去了35年,中共当局还是像大屠杀刚刚发生时那样,极端恐惧。中共当局虽然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但是,八九民主运动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于这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学生运动,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评价,乃至,在不同人的那里,有着不同的叙述。中共当局曾经在64北京大屠杀前后,对八九民运极力诋毁和污蔑,并对事实进行曲解、歪曲,虽然,自八九学运被镇压后的第二年,中共当局便开始避免提及这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当局的那套鬼话就会消失。时至今日,捍卫历史,还原真相,依然是一个重要使命。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真相昭示天下、为所有中国人所知的那一刻,便是正义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

关于记录和分析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吴仁华先生的著作因为他的严谨和客观,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另外,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因为搜集广泛而全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而赵鼎新博士分析八九民运起因的著作《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近乎全景式反应和分析八九民运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先用英文发表,后来发表的中文本,出版机构分别是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想了解当年八九民运和六四北京大屠杀的人,对于这本书,或许,在阅读之前,都抱有不小的期待。

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著作,正文共有10章,此外,还有前言、导论和结论。其中,近三万字的导论,既是整部著作的索引,同时,也浓缩了整部著作的精华。导论的第一段,便提到了1989年4月22日上午的情况,这天上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约有五万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想参加这场追悼会。赵鼎新博士在文章中写道,“整个上午,来自不同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举行了形式多样但又各自为阵的抗议活动,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与胡耀邦的追悼会无关。在这些活动中,最能引起学生共鸣的是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他们手捧请愿书,跪在那里长达半个多小时。

所谓先入为主,如果没有看过其他的相关史料,赵鼎新博士开篇的这段描述,想必会让读者觉得学生在借题发挥、寻衅滋事,因而产生极大的反感。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起因,就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引发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激愤,进而让学生开始考虑需要向中共政府进言,期望中共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然而,学生的热心和努力遭到中共政府的漠视,甚至,遭到了中共军警的残酷殴打,因而,引发了学生的强烈抗议。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沿途高呼“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其实,胡耀邦追悼会的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而这些学生,为了能够在当局天安门广场局部戒严之前进入,只好在前一天的晚上出发,在午夜时分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北京的四月份,凌晨还相当寒冷,最低气温可能低于10度。《炎黄春秋》杂志刊登过一篇“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在追悼会前有“部队进入大会堂集结,裹着大衣,在大会堂过厅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而数万学生则是在空旷的广场上席地而坐,彻夜在广场上等待。数万学生步行数十里,来到天安门广场,当然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胡耀邦先生最后的敬意,并送他们尊敬的胡耀邦先生最后一程。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至于那件与“追悼会无关、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手捧请愿书”的事情,发生在追悼会结束以后,而且,请愿书的第一条是“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二条则是“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可以说,这两条都和胡耀邦有直接关系,其他几条都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有关。学生们要完成胡耀邦未竟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悼念胡耀邦。

在书的第六章,赵鼎新详细诉说了胡耀邦追悼会的情况,他认为,“许多学生并不把追悼会本身看得很重。”他的一位受访者注意到,“当哀乐响起的时候,许多学生还在吃冰棍”。吃冰棍这个情节确实很生动,只是,这个情节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先不管当时的气温如何,毕竟,大冬天也有人吃冰棍。问题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学生们是从哪里买来的冰棍呢?如果说,有学生吃他们从学校带来的面包、烧饼,或许还有一定的可信度,说许多学生吃冰棍,让人无法相信。

与以上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一书中记录的、当天早上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的情景:“几万名学生在国旗迎著清晨耀眼的骄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肃然立正、行注目礼。我们面对国旗行礼,并用如雷的声音高唱国歌。我们用感天动地的歌声震撼了天安门广场。国旗缓缓地降到了旗杆的中央,以纪念胡耀邦的去世。我们开始唱《国际歌》,这是一个对死去的敬爱领袖唱的庄重的挽歌。很多人洒下了泪水。……”(第五节“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这样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景,赵鼎新博士却给遗漏了。显然,学生们对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他们极为真诚地悼念这位死去的领袖。顺便说一下,当时这些学生对五星旗极为崇敬,对国际歌充满了敬意,他们怎么会质疑和反对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此外,吴仁华还记录了学生们在广场上的三个请求,第一,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遗体。第二,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第三,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结果,学生们的要求全部被拒绝,灵车由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开出,取道大会堂西路,径直从西长安街向八宝山开去。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学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愿望都无法实现。至于学生们跪请领导人李鹏出来见面的请求,更是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不要说领导人没有出来,就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书。不要说学生极为愤怒,就连许多中共的高级干部都十分不满。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提到,“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正是中共当局对学生正当要求的无视,迫使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升级,不得不进行罢课抗议。

四天后,中共当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公然将数万学生忧国忧民和对国是的关心视为动乱,宣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学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学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局最为仇视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也极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学生们进行抗议,只是想让中共变得更好一些。而且,这些活动坦坦荡荡,正大光明,完全没有任何阴谋。当局这样定性,不仅是对学生一片赤诚之心的践踏,更是对数万学生人格的侮辱。正是这篇霸道、专横而荒谬的社论,彻底激怒了北京的整个高校。此前,当局已经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了相关部署,告知将严厉制裁任何违背禁令的学生。然而,北京高校的十多万学生不顾当局的严厉威胁,不顾师长的真心劝阻,也不在意学生自治组织的决定,在4月27日自发举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游行。沿途,有上百万的社区民众在街道两旁为学生欢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出发之前留下了遗书,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出去可能会有武力镇压,会流血,但他们还是勇敢而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在427游行中,学生们除了打出反腐败、反官倒的标语,还有学生打出横幅:“妈妈,我们没有错!”这条充满感情的横幅显示出学子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持。

当时,中共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有这么多的学生冒着被开除、被逮捕、甚至被打死的风险走向街头,进行抗议,以及超过百万的北京民众积极地支持、声援学生,大大出乎当局的意料,乃至让他们惊慌失措,被迫放弃了预定的镇压方案。吴仁华还提到,在当天,李鹏和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民众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只得表示和学生对话,这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实上,在学生最为关注的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上,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关于四二七大游行前后当局的表现,赵鼎新博士是这样写的:“大部分文献都把政府策略的摇摆,以及随后运动的发展看作是政府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派系斗争的结果。赵鼎新博士认为,这种说法不能就几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给出解释,比如说人们一般认为赵紫阳是改革派的领袖,4.26社论的出台是因为赵当时身在北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但这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在4月27日重新采用让步策略,并在4月29日跟学生进行对话;而此时赵紫阳仍在北朝鲜。”

是的,那几天当局的不同表现,确实和派系斗争无关,但是,把它说成是由强硬转向让步,根本就不是事实。按照当局的预案,四月二七日那天原本是要进行镇压的。只是,由于学生抗议游行规模大大超出预料、再加上上百万北京市民的支持,导致当局的镇压预案完全失效,被迫放弃了镇压。因为,当局非常清楚,按照原定的镇压方案,不仅不能震慑住学生,反而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反弹,所以,只能放弃。此后几天,面对这种令人震撼的局面,当局一时无计可施,不知所措,不得不假意和学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这个所谓的对话,根本就是在虚以逶蛇。尤其是,在这次对话中,当局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对话中装腔作势,回答问题避重就轻,引起各界极大的反感,被人戏称为“袁木求愚”。这次对话,反而加剧学生和社会对当局的不信任和不满。当局所做的这一切完全谈不上让步策略,既没有让步,更不策略,充其量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谋划对策。其实,就在导论中,赵鼎新博士自己也说,政策反复的关键,是中共早先处理学运的政策屡屡失败所致。也就是说,政策反复变化,只是政策屡屡失败的后果,根本不是让步。甚至可以说,直到赵紫阳下台前夕、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发表正式讲话之前,在对四二六社论给学生运动的定性上,中共当局并没有任何的让步。

赵鼎新博士在这部专著中,反复提及中共政府一直在让步,似乎他始终都没有看到中共的底牌。然而,他在书中却引用了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中共常委姚依林在国务院部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姚依林说,“各位在学习(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进而使其组织合法化的话,情况会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这个疑问。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斟酌过很多回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反对党……如果我们做这样的让步,中国就会步波兰的后尘。波兰、匈牙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退让的结果。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就取决于这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们已经反反复复仔细考虑过很久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让步,绝对不能。”如果说,当时的学生、学者、中下层官员、乃至民主党派的领袖不知道中共独裁者的底牌,还能理解。而姚依林的这个讲话已经公开之后,还在继续宣扬中共当局的所谓让步,就让人无法理解了。说来,中共的独裁者总是在用亡党亡国来恐吓党内、恐吓民众,是何等的无耻、何等的无知。其实,一个政权的存亡,除了天意,就是民心。中共那些领导人,总是考虑他们政权的存亡,而不在意百姓的生死。这样的政权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小民之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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