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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抓“大老虎”的精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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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在我走红的时候也曾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判官,对同志冷酷无情,在批斗会上总是一马当先。因此“组织”上对我十分器重,老夸我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在68年前那场“三反”(反贪污、反受贿、反浪费)运动中,我对“贪污分子”从不手软,但抓出来的“老虎”都是些徦老虎。

成都市茶叶业“五反运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中共市委从市节俭会抽调出一支少数几个人的精兵部队,由我带队到成都市税务局去逮“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任务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他们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六十多万元)。

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里学习。每天吃饭集合都要唱一首“打老虎”的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摆眼前:一条活路一条死路,由你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生想一想,到底怎么办?奉劝你走光明大道,赶快交待,赶快低头,立功赎罪,坦白从宽……”

全局人员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局“打虎办”确定追查对象。

我编在第七组,这个组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亊务长,便是当伙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犯不下六十人,应占市税局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按此推算,我们这个十三人的学习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任务真够大!

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是个老实巴焦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他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他空隙,穷追猛打不放。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你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去了,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十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似乎发现自已钻进了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是靠拢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想留一手。我们希望你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引向纵深。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扰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采取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双管斉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八个亿、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大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小房子里,日夜有人监守,吃钣解便才准外出。个个篷头姤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分兮祥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铙人处且铙人。”

我迷惘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只要政治运动一来,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坎,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亊,问:“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

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

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

我瞪双大眼晴,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回一百亩地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品、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

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现在无数人和无材料已证实,南泥湾就是种鸦牙的地方。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退赃,谁知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亊件成了运动的主轴戏。

有天,一个山东汉子、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点自由,覚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莱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米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税工,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亊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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