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内卷”这个词就开始网络爆红。从网上舆论来看，内卷似乎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学生为了高考升学、员工为了上岗升职，都陷入了内卷化等等，似乎万物皆可内卷。而这个内卷，和现在大陆的另一个流行词——躺平，其实也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呢？造成“内卷”的根源又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些话题。
“内卷”是个什么卷？
“内卷”这个词有些抽象，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内卷”这个词的起源？
“内卷”，英文是Involution，本来是个标准的学术用语，和“进化”，Evolution这个词意义相对，直观地说呢，“内卷”就是“向内进化、演变”。
1936年的时候，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从艺术角度，最早提到了“内卷化”这个词，用来形容某种文化模式达到一种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怎么办呢？只能让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举个例子，比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可能只是几种花纹模式重复运用，没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多样性，但是每一种模式本身的设计却是非常复杂精细的，我们通俗点说，有点像是低水平的复杂化，就是一眼看去觉得很震撼，感觉真是花了大功夫，每一个小地方都是精雕细琢的，但是翻来覆去的总是那么几下子。这个戈登威泽，还把哥特式建筑艺术也叫做“内卷”。
那到了1963年的时候，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又在自己写的书里面提到了“内卷”，他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形容印尼爪哇的水稻业，他发现，印尼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当地的爪哇人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虽然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也没有造成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但是这种发展的表现是农耕经济内部越来越精细化、复杂化，但是没办法进一步升级，不能从一个农耕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
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就是人多地少并不意味着“内卷”，而是过程中变着法地精耕细作，吉尔茨把它叫做“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
但是，“内卷”这个词，在当时传入中文概念中的时候，意思却被改变了，1985年，中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在他的书中提到了“内卷”这个词，他说，中国的小农经济劳动力过多，土地又有限，形成了一个“过密化增长”，特别是出现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情况，也就是说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多，平均每个人就会越穷。也就是说，“内卷”被加进了内耗的意思。从那之后，“内卷化”就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影响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
而随着“内卷化”这个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和原本的社会学内涵相比，含义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内卷化”这个词，大多都是用来形容某个领域的过度竞争，造成了相互之间的倾轧、内耗，尤其是通过压榨自己，来获得微小的优势。比如公司一直是8小时工作制的，但是有些人总是自愿加班，还得到管理层的赏识，于是，感到压力的其他人也开始自愿加班了，结果就是，时间长了，加班就成了常态。
现在，这种“内卷”化似乎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行业，很多人都是一边在拼命加班，一边又在网上吐槽工作“太卷了”。不过，这里面有两种现象特别典型，一个是外卖骑手的“内卷”化，另一个是教育的“内卷化”。
外卖骑手的“内卷化”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打工，为了相对的自由和高薪，选择去当外卖骑手，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4月份的时候，一位北京人社局的副处长，体验了一天外卖小哥的生活，结果是花了12小时送外卖，只赚了41元，这位处长感叹说“这钱太不好挣了”。
去年，《人物》杂志发过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今年，一位北大博士后也发了一篇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这两篇文章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系统是怎样通过“优化”，让外卖骑手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的。同样的距离，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挣的钱也越来越少了。说白了，这就是系统操作下的“内卷”。结果就是，外卖员更加拼命了，连带路上所有人的交通风险也变大了，大家的境况都糟糕了。但是，唯独通过“生产力内耗”赚到钱的，是背后的大资本。
送过外卖的朋友可能知道，在外卖系统的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生超时，就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有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平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有骑手说过这样一句话，送外卖就是和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看一组数据。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资料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一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再看2018年的数据，四川的成都，平均每天就会有1位骑手因为违法或伤或亡。在2018年9月，广州有外卖骑手交通违法将近2,000件，其中美团骑手占了一半，排第二的是“饿了么”的骑手。
“内卷”模式的结果，就是拉低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外卖骑手两年前一份外卖可以挣到9元人民币，到了今年，已经是一单只能拿到4元了，为了互相竞争，骑手们甘愿压低自己的工资获取订单。不仅如此，拼上性命的外卖骑手，还要自己支付养老保险、还有工伤险、医疗险等等。比如美团号称有1,000万的骑手，活跃人数大约在490万左右，但是连买个3元的商业险都要从订单里扣。按照美团的说法，他们都是美团的外包员工，和美团没有直接劳动关系。
不过，我们看到，美团2020年的财务报表显示，美团一年营收1,148亿。这之前，中国新财富百名富豪榜的统计也显示，美团的老板王兴，坐拥大约1,800亿的身价，而王兴还曾经给在美团退休的王慧文开出过1.5亿元的年薪，王慧文现在身价也有183亿了。
所以有人说了，“内卷”是因为资本家太坏了，他们要攫取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绝大多数收益，于是一些“残羹冷饭”只能靠底层人民的相互伤害来进行分配了。
不过，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说，这个“内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然而，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在去年10月份受访时曾经有过一番这样的解读，他说，从职场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内卷”是用来对现在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宽泛了，不太精确，因为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最早起源的英国，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德国，并没有出现这种“内卷”现象，所以它是有一点中国特色的。
教育的“内卷化”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网上另外一个讨论非常多的教育的“内卷化”，而相关的典型，就是大陆高考中的衡水现象。
在中国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河北的衡水中学就像是一座高考加工厂，学生就像是工厂中的机器，要在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不停运转。但是，不管衡水中学招多少人、升学率有多高，全国各类高校在河北的招生名额也是基本不变的。衡水中学再强大，只是在侵占河北其它地区的升学资源，而且阻止了学生积累课外知识、培养业余爱好的可能，让学生失去了创造力。
而且现在，似乎就连幼稚园也都“内卷化”了，不但要提前很多年排队，到了幼稚园的大班，很多一线城市的孩子就不在幼稚园了，都到各种培训机构的所谓“幼小衔接班”去了，这个比例甚至高达60%。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才4岁已经掌握了1,500个英语单词，不知道够不够用，那另一个家长就说，在美国肯定是够用了，但是在北京海淀那肯定是不够用的。
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北京的海淀区被称为是文化区，扎堆儿的知名小学、中学、大学，连带的周边房价也高企。这当然是一个调侃了，但是也可以看到大陆学前教育竞争的激烈和恶化程度。
而对于那些终于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来说，大学生活依然不轻松，“内卷化”普遍存在。尤其大陆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拿A，考90+，想保送研究生，自然，其中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而且考上了也不一定有好前途，还可能要面临导师的刁难等等。从大陆知乎网上的数据，可以看到2020年大陆高校学生自杀事件至少有57件。
所以说，个中辛苦，卷入的人都会深有体会。人类学家项飙就说：“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
造成“内卷化”的根源
那么，造成“内卷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们会选择情愿压榨自己，来换取一点点的竞争优势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有根源的。
在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帕累托最优”，也叫做“帕累托效率”，大意是说，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而要达到“帕累托最优”，企业老板必须在保证员工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化资源配置，追求企业的最大收益。
我们看到，要避免“内卷化”陷阱，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涵盖的清单，包括了产品、工艺、市场、还有资源配置和组织等。
但是在中国大陆，中共政权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自发保障工人利益的意愿，又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监督机制，所以中共权贵们一方面可以攫取大部分的资源，来获得各种竞争优势，还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本来压榨和剥削员工。
当然，可能会有人说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扣到中共头上，不是还有很多黑心的私人企业家吗？是这样，但是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是因为中共在全社会范围内有目的、并且系统化地让人们接受进化论、无神论的结果，我们仔细看看中共这几十年来搞的各种运动，都是要让人们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把竞争、掠夺当作唯一的出路，搞得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灌输下，中华文化中的传统道德观，在一些人眼中，就成了没有意义的说教，“因果报应、善恶有报”也成了迷信，相应地，社会道德也开始陷入崩塌。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恶果，那就是，一些人在竞争中主动或是被动地放弃了友善的本性，人们在所谓的“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观念下进行着“合法”的自相残杀，甚至无所不为。
“内卷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我们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中共的政策干预造成的，比如，一些大城市的高房价也是一种“内卷化”，2016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市保留的耕地面积大约是1,900平方公里，但是上海并不需要发展农业，然而因此造成的住宅土地供应不足，却导致了过高的房价。
尤其目前，中共在经济困境之下，会进一步干预经济，例如在目前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下，中共又要求制造企业不能涨价。企业既不能涨价，又不能大量解聘员工，那么，减少成本的唯一办法，就只能是低工资水准了。可以想见，未来大陆的“内卷化”可能会更加严重。
